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大陆顶替台湾在非洲农耕队援助计划是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与成效的典型案例。大陆农技专家通过施行自办公助策略、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潜质的合作社、施行农业"八字宪法"、传播"大寨精神"等措施,力图在非洲建立与大寨高度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使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真正自力更生,进而证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但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与非洲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冲突,顶替援助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今天对非农业援助正在成为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点,并且实行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以互利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模式,但顶替援助这段特殊的历史过程仍有许多值得品味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爱洒加蓬——援医非洲的400多个日夜

2011年4月28日．由我们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援助非洲加蓬军医组一行9人．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顺利返回武汉。外交部长杨洁篪、教育部长袁贵仁、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在访加期间分别接见了军医组，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张雁灵3次作批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干涉内政学说——以非洲为背景并以中非关系为案例的一种解说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

本文重新考察1963年到1983年间中国医疗队援非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实现国际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问题。"文革"时期,中国医疗队遵照"六二六"指示在非洲实践革命卫生道路,结果喜忧参半。1970年代末,卫生系统的改革重新使医疗援助工作回归本位,对非医疗援助得以稳步增长。援非医疗队的历史证明,实现援助效果和可持续性,需要我们重视援助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度,合理处理援助的基础功能与拓展功能、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     

统一战线视角下湖南援非医疗队统战人士的构成、管理与作用

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是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湖南作为对口援助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的省份,在开展医疗援非工作47年来,共组建了超过37批次长期与短期援非医疗队,在促进中非医疗合作、增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调研发现,在湖南各批次援非医疗队员中,统战人士占据了较大比重,湖南援非医疗队注重发挥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在医疗队的内部管理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统战工作,管理成效显著。统战人士在医疗援非工作中贡献突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从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看中国对非安全政策的新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多边机制开始积极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并逐步呈现出一些特点和趋势。中国在对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行动参与,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对非洲安全政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两场冲突中,中国政府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利用多边以及双边关系、灵活处理尊重主权完整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冲突的缓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非洲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以及西方、非洲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参与必将有新的发展。     

中国的援非故事：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

200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援助非洲的专著：一本是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另一本是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前者是对中国援非项目坦赞铁路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对中国援非的整体研究。     

中国援助非洲与提升中国软实力

中国已经将软实力建设提升到国家实力构建的战略层面，对外援助是一个能将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等资源综合起来以更好地展示、发挥一个国家吸引力、建设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对非洲援助对于塑造中国和平、合作、互利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等具有促进作用。但中国对外援助机制尚不成熟、中非文化的差异、援助国间的竞争等不利因素对援非效果的发挥具有限制性作用。因此，中国应通过重点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鼓励援非工作人员与当地的多种交流、并重视在援非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中国援非水平以提升中国软实力。     

能源安全观与中欧对非能源可持续开发模式比较

欧洲视非洲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在一体化进程中也始终将非洲作为其身份的外部对应,将其置于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过去十年来,非洲经济迅速发展,考虑到非洲大陆蕴涵着丰富的能源资源,欧盟日益关注在非洲的利益,通过倡导"可持续"能源开发理念,对非洲实施新的能源开发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同非洲一直保持着积极友好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非洲不仅成为中国能源安全多样化风险分担的重要地区,也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实验场所。中国援助非洲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结合中国经验走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换能源"的对非洲能源开发模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由于中国和欧盟对能源安全的可持续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导致双方在非洲能源开发中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非洲对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可持续开发的关注,促进了中国和欧盟在非洲能源开发中的合作。     

中国对非洲政策与国家形象塑造

在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非洲大陆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树立自身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近年来，中国及时扩大了对非援助规模，重视提升非洲国家的产业发展能力，支持和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积极推动发展模式和经验的交流，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但随着中外关系的升温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也凸显出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应从中外友好长远发展和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推动对非外交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发展与完善。     

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

经济外交是日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项,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外交传递价值观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载体与积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外交目标与战略视野逐步超出亚洲地区而扩至全球,日本ODA的核心理念也发生转变,战略援助成分增加,作为综合安保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直接挂钩.日本对非援助外交经历了从重亚轻非到经援铺路、政经并举挺进非洲的演变过程,具有保持与国际援助潮流同步、牵制中国对非外交、保障能源资源供给战略安全、谋求实现“入常”政治大国梦等方面的政策意义,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简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非洲外交

早期日本对非外交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并且非洲在日本外交议程中处于边缘位置。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非洲在日本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政治大国战略,对非外交便开始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不再限于获取资源和市场。ODA（官方开发援助）是日本对非外交的基本手段,并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为辅的机制,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其主要平台。目前,日本全面重视和参与非洲事务,并且把实用主义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为其政治大国目标服务。受制于自身与国际因素,日本对非外交的实效不应被夸大,但它对中非关系仍构成了一定影响。     

从经济协调的重点领域看中国对非经济外交

无论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还是以经济交往为手段,经济外交活动都伴随着特定领域的经济协调。通过在国际收支框架下对经济协调领域的分解,文章认为,发达地区的国际贸易、资源富集地区的合作开发和不发达地区的债务是当前中国对非经济外交中的重点经济协调领域。与之相应,以重点投资增进中国与非洲的经济互补、以基础设施援助增强非洲发展能力、以资源合作打破西方定价权垄断和以关注民生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指责,是促进中国对非经济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思路。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从国际政治属性、国家利益取向和对外政策工具等三个层面,现实主义理论剖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援助,并初步阐述了“战略性对外援助”的政策意义。美国的对外援助具有战略性援助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对外援助的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对外援助的变化体现了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援助权力的转移。     

国际有效援助的管理困境

如何实现有效援助是制约国际援助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认为,有效援助问题成因主要集中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管理技术、制度安排等三个方面。尽管国际援助协调逐步加强,但真正落实仍然困难重重。无论是援助方、还是受援方都有待付出更大的努力。     

90年代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以来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运行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受到猛烈冲击。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受两德统一的影响，德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所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和典型。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90年代初以来，德国对其发展援助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发展援助政策呈现出政治化、弱化、实用化的特征，发展援助资金所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连年下降，这些现象在冷战后西方主要发展援助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调整中极具代表性。一、发展援助政策基本原则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