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研究评析

地方政府治理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其发展与地方治理的发展过程一脉相承、紧密相联。本文简要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的国夕卜根源，理论的引进、传播与形成过程，对我国当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现状作了简要的评析。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信息化时代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网络技术和计算机通讯被广泛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行政环境日趋复杂多变,治理主体多元化,这给地方政府带来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地方政府改变职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浪潮。信息化时代给地方政府治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组织结构和治理内容四个方面。     

政府支出偏好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治理——基于J地政府1998-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J地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过快,行政成本占GDP比重、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行政成本弹性系数偏大。政府支出偏好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诱因之一,表现在政府预算最大化偏好、政府支出结构偏好和官员职务消费偏好三个方面。为了达到治理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应该强化预算约束力,发挥道德激励力,消除主观因素影响,实施"零容忍"负激励和完善考评激励。     

缓解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构想——以长株潭公交一体化为例

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借鉴合作治理理论,通过对长株潭区域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公交一体化政策制定过程的案例研究,剖析影响地方政府问合作进程的关键要素,提出缓解地方政府间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指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突破点在于提供合作治理的平台,地方政府间合作需要来自官僚体系内更高层政府或政治权威的支持和推动、需要富有权威性和协调力的合作组织,以及需要有多元化的参与者.     

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不仅是政府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调整,还是国家逐步还权于社会一个自主意义的社会成长的过程,更是转型时期现代社会建设对合法政府与有效政府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社会建设既为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刺激性力量,也对政府角色定位、权能发挥提出了最为现实和迫切的要求,能否有效推进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本质上,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过程是社会民主形态构建和发展的过程,推进社会民主,构建社会的民主生活,成为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充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独立和自主,确保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行动逻辑。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用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与传统治理的管制和一元不同的是,现代治理要求政府具有较强的自控能力,防止政府规模的膨胀,要求行政组织减少层级,缩短指挥链条,给员工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用现代管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改革,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只有地方政府加快自身的改革,做到职能上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让社会组织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成长土壤,让其在地方治理上有更大的平台;只有各级行政组织变控制为服务,变管制为协调,变命令为沟通,才能使中国地方的社会管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营造良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基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研究

良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关系到行政效率的提高,是政府适应日益复杂行政环境的需求。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用府际管理的模式来治理地方政府间关系,营造出适合和谐社会的新型府际关系。为此要解决和处理好府际冲突、利益补偿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策略转换的逻辑

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治理需求,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向限制工业增长的生态范式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经历着:行动场域从经济增长到生态环境治理的变化;治理策略从增长机器到城市治理联盟的转换;发展策略从"发展型战略"向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者战略"的转型。通过对河北省一个县级市环境治理案例的探讨,可以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治理的战略转型过程中,会受到行政和财权的发包制、监督与激励、横向府际关系的博弈与冲突等三种因素的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民众、企业等行动主体组成的协作治理网络,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进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基于战略问题的类型学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协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引入公共战略管理的思维。依据环境(动荡环境和常规环境)和协作取向(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两个维度,地方政府需要应对重大自然及社会类危机事件、基础设施供给、重大经济及政治事件、跨行政区治理等四种类型的战略问题。面对差异化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采用动荡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常规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动荡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和常规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做到分别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