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扶贫中政府的作用

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的提出和逐步完善,产业扶贫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实实在在地提升人民的获得感,使社会更趋稳定。一、产业扶贫的内涵消除贫困素来是政府的职能。从扶贫攻坚的路径上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扶贫形势的改变,政府主导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贵州社会扶贫的机遇和挑战

社会扶贫作为政府财政扶贫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诸多相对优势。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社会扶贫面临着“十二五”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编制以及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机遇等。同时也备受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社会扶贫相关机制不完善等的挑战。基于此，我省下一步应该从抢抓机遇、争取突破；制定社会扶贫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机制等几方面入手促进社会扶贫的发展。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安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析

农村留守儿童根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最终解决需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徽省是流动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儿童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位于全国前列,需要保持高度政治清醒,强化责任担当,坚守民生情怀。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扩大乡村创业就业机会;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合理引导社会话语体系,剔除关爱保护标签化;开展"心理扶贫",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合力相伴成长,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帮扶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教育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属于"造血式"扶贫,它能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在教育扶贫开发工作中,由于存在扶贫对象识别模糊、帮扶项目与贫困者需求脱节、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资金指向不明、帮扶过程执行不力等问题,当下农村的教育扶贫成效不显著,扶贫效果不理想,乡村脱贫攻坚进程受阻,这将严重影响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实现。通过转变教育扶贫理念,建立精准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精准实施扶贫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的治理体系等,可充分发挥教育精准扶贫作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发展。     

新时代下大扶贫格局的构建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充分发挥好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范式的"大扶贫格局"。本文回顾了我国大扶贫格局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对当前大扶贫格局中参与扶贫的各扶贫主体功能定位以及扶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大扶贫格局的构建主要采取复归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扶贫类社会组织及耦合多元治理等措施。     

重构社会资本:新时期创新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逻辑选择

传统扶贫开发机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层次的困境。作为反思和改进传统扶贫开发机制的新研究范式,社会资本可以为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启示。以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审视当前制约扶贫开发成效的重要因素,着重从增进信任、完善规范、延展网络等方面提升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从而为提升扶贫开发效能注入活力。     

行政吸纳市场:治理情境约束强化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基于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借助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应对政策指令或谋求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基层政府行为常常以自我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为导向,往往导致基层治理困境。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治理情境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有所增强,基层政府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文章以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的产业扶贫为个案,认为贫困治理情境约束的强化以有效减贫为核心内容,促进了基层扶贫部门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衔接,进而推动基层扶贫部门采取行政吸纳市场的行动策略,即:基层扶贫部门采取激励举措吸纳市场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在贫困治理结构再造的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主体、贫困群体三种利益主体的共赢机制,以应对贫困治理情境中日益增强的有效治理压力。     

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乡村从过去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并未实现现代转型,面临着经济失衡、乡规失范、人才流失、文化失语等新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一个兼具乡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基因的新乡贤群体开始产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跨越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选项。因此,探索新乡贤群体推进当代乡村治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嵌入型乡村扶贫模式:形成、理解与反思——以闽东南C村“干部驻村”实践为例

贫困治理是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采取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闽东南C村扶贫开发过程进行梳理,发现"干部驻村"工作制度有效整合了扶贫资源、激活了基层组织建设、改善了当地民风,C村的扶贫模式呈现出"嵌入"的特点。嵌入型乡村扶贫模式的实践特点主要体现在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工作时间三方面,其发生机理应从现实性空间和需求性空间进行理解。该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需要思考如何跨越"梅佐乔诺陷阱",进而实现乡村扶贫治理的高效运行与良性变迁。     

“社区主导型”试点项目探索我国扶贫新模式

农民决定扶贫资金怎么花、资金直接拨付到村、农民管理项目实施、县乡政府监督指导帮助农民解决难题……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世界银行共同启动的社区主导型扶贫开发试点项目为现阶段我国的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盛夏时节，记者在四川、广西一些贫困村采访时发现，在这些扶贫开发试点村里，确定村里修路、改善饮水条件、种植生态林等项目一切都由农民说了算，任何外部人员都无权干涉和改变。     

贵州精准扶贫开发模式的实践与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贵州作为我国贫困面积最大且程度最深的省份,近年来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扶贫开发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因灾、因病、因学致贫返贫的情况时有发生。精准扶贫是基于对以往扶贫工作的反思,是指导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指针。一、精准扶贫模式提出的背景(一)以马克思贫困理论为理论     

推进乡村振兴有效阻断农村留守儿童贫困代际传递

留守儿童贫困代际传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短期内持续存在,已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留守儿童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机理主要是以收入差距为基础、以教育水平为拐点、以能力高低为展现,并深受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在脱贫攻坚的决胜时期,强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无缝对接,能有效阻断农村留守儿童贫困代际传递。以发展为动力,削弱贫困的传递基础;以教育为根本,阻断贫困的传递途径;以治理为契机,净化贫困的生存土壤;以财政为兜底,强化公共服务保障是推进乡村振兴有效阻断留守儿童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社会企业参与扶贫的现实价值、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作为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社会企业参与扶贫对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精细化扶贫方面有突出贡献。由于我国社会企业整体发育不够成熟,在参与扶贫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实际困境,如社会企业人才缺乏、社会企业参与扶贫的保障制度缺乏、内外部监管工作缺位、经营模式复制推广困难等问题。在当前扶贫开发攻坚期的背景下,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应通过加快社会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社会企业扶贫的制度保障,加强社会企业的内外监督管理,同时需要推动社会企业快速均衡发展等举措,以此提升社会企业在扶贫开发中的能力。     

贵州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观察

<正>贵州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的创新,激发了内生动力,不论贫困人群、扶贫干部,还是社会各方帮扶力量,在这场扶贫攻坚大会战中,都能找准定位,寻找自己的希望和目标。这是一幅静美画卷:绵延的青山,平坦的乡村路,别致的小村庄,淳朴的农家人。这是一个缩略过程:不断实践着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政策和措施,不断记录着扶贫过程中的困难与疑惑,不断承载着贫困乡镇同步小康的愿望和期待。这是一组真切数据:2011年以来,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1149万减少到623万;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153元提高到5909元;25个县525个乡镇     

如何实施精准扶贫

长期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存在着贫困对象不准、情况不明、扶贫资金指向不准的问题,“撒胡椒面”、“扶富不扶贫”等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造成扶贫资金流失,扶贫开发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精准扶贫”的提出对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为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政策保障。但政策落实环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造假等问题,不仅造成了政策执行低效,也影响着干部群众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和认可。鉴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方法,以贫困农户、贫困社区的需求为中心,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和执行体系,对于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重点领域在于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提升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的认识和理解,将政治优势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考虑,用好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三种机制,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5)——市场主体参与扶贫专题》

正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运用市场机制促进扶贫开发,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实施,是决定扶贫开发攻坚成功的关键。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