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社区居民管理及社区居民个人发展方面的问题,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从创新参与治理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构建体制机制、做好自身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安置区社会治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演进中的城市社区中的城市社区:消解与重构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当前传统城市社区受内外因素影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敏锐把握这一变化,深入分析背后原因,研究城市社区的演进路径,重塑社区功能主体,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城市社区的消解是社会发展进步、城市化进程和体制变化的结果,其演进过程可划分为统治、管理、治理、社会生活共同体四个阶段。重构、完善社区的功能主体,必须注重把握以下几点:一要强化法治意识;二要健全组织体系;三要加强队伍建设;四要理顺内外关系。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社区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运行困境及优化

整合社区资源,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组织,构建社区多元资源配置网络,成为当前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内容。近几年,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成为政府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整合与配置社区资源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基金会建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无论其内部组织建设,还是外部环境协调都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上海H区的社区基金会进行调研发现,政府"越位"、"缺位"与社会要素支持不足是制约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困境。加强政策引导与行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社区支持体系、提高组织自治能力是当前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进一步优化的建设重点。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角色审视与嵌入路径

在社区危机治理情境中,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为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且在社区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得以角色细化呈现。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逐步实现角色期待的同时,面临角色定位模糊、能力建设不足的双重角色困境,亟待有效的角色实践予以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文化嵌入的典型嵌入性表征,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进路,包括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孵化培育策略、完善社区危机治理协同网络以及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建设具有浙江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浙江省积极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浙江经济社会特点相适应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浙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对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新型城乡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激发基层社区活力;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多元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构建完善全省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网;扎实推进"两网融合",着力构建网上网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坚持依法治理,努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广西南宁为例

基层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目前南宁市城市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服务与治理存在的弊端较为突出,如机制体制不完善、服务供给不足、功能单一、资金不足等,如何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各项需求成为当前南宁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     

关于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思考——以峨眉山市为例

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符合中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要手段,有利于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峨眉山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公众参与度不够、网格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仍需提高等问题。创新社会治理,需要逐步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建立社会服务平台,发挥居民、社会团体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建立操作性强的考核激励机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治理路上的忧与思

作为社会治理落脚点的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愈发引人注目,它成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创新载体。随着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相关法律法规、自身建设、监督管理等不断完善,激发了社区治理的内生活力,为构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提供了动力支持。但社区社会组织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路坦途,资源匮乏和人才困境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政社职能混淆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等问题突出,严重阻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因此,助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多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破解治理困境,全面激发社区社会组织活力,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探索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基本区域,社区也是城市管理体系中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更是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加大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力度,使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效用,确保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以及居民自治之间能够长期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社区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阻碍社区治理工作的进行。     

基层组织建设、公共性生产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天津市A村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构成,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社区社会公共性内生动力不足和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失衡的双重困境;建构反应灵敏、结构均衡、灵活高效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是有效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性匮乏的关键,但当前对基层组织增进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性发展的过程分析尚不充分。通过对天津市A村的个案剖析发现,应在整体性治理理念指导下确立以居民需求为主导的分散决策原则,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同时以多层次多中心的居民组织发展为基础,建构"蜂巢状"的社区服务供给结构,培育社区公共空间、社会资本和居民公共精神。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铜陵市阳光社区公益园的个案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在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铜陵市在实现以撤销街道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后,在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阳光社区以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公益园为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和社工三社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创新了社区治理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以成都市成华区双水辗街道为例

社区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到省、市及城镇、社区的工作效率。成都市双水碾街道社区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积极开展社会治理,但是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街道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应完善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提升政府、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重视社会组织和管理人才培养,结合科技加强社区信息化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阻遏与策略——基于南通市板桥社区的调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南通市板桥社区社会组织的调查与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内外部的双重阻遏。对于组织内部因受阻于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造成能动性不足问题,应当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对于外部主体支持度和素养不足等问题,需要政府、社区、居民多方联动,给予组织制度、人才、硬软件等方面的支持,真正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质"的突破。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效应分析及建设路径——以天津市为例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回应社区社会组织资源整合以及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整合管理两方面的诉求,因而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在天津等地的实际运行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一方面在整合社区资源、助力社区建设以及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显现出成效,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重量轻质、发展路径单一、行政化倾向等"发展偏向"。在未来发展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正确处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升自身能力与活力,同时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保障。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以北京市朝阳区X街道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在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助手。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成长,整体规模不断增加,组织类型不断丰富,但在规范性、规模性发展方面还有待提高。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应从体制机制建设、资源统筹引导、发展平台搭建、保障体系强化、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着手,通过引导激励的方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