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野下的欧盟团结原则——兼论欧盟及成员国防疫纾困措施的合法性

深植于欧洲政治法律传统并经多次更新内涵的团结原则促成了欧洲向民族国家时代的转型和共同体重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共同将此概念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罗马条约》以来,团结原则被纳入欧盟法,既包括总则原则性规定,也包括各领域中的具体条款。欧洲法院将团结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规范分别解释为消极或积极的法律义务,并提出了司法审查的尺度。以欧盟为共同体范围的团结和以成员国为共同体范围的团结成为法律争议背后的两大竞争性立法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德国医疗物资出口限制令和欧盟纾困措施争议,事实上也隐含着二者的博弈。经由欧洲法院的司法裁判,欧洲共同体的团结逐渐超越成员国的团结,推动着欧洲国家的融合与国民身份的重构。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对话理论视角下欧盟在华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效果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原本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危机的欧盟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不仅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而且其能力也被诟病。在此情况下,欧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数字公共外交,积极塑造自身形象。本文采用对话理论的视角,通过内容分析和大数据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冠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其官方微博在中国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形象"自塑"及其效果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主要向中国公众积极塑造四种欧盟形象,即欧盟是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规范力量,是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是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伙伴以及新冠疫情下的"常态欧洲"。但在与网民的互动和传播效果上,只有在新冠疫情和中欧合作主题上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微博和中国网民评论显著相关。总体来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开展的数字公共外交未能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不仅如此,微博互动平台变成了二者对各自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再表达。只有充分推动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性,避免"自说自话",才能有效避免分歧,促进中欧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战略互信的建立。     

欧盟的新冠危机治理——基于政策工具的跨界危机治理逻辑

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跨界危机属性,通过政策工具视角探究欧盟治理体系如何化解危机。欧盟新冠危机发展成为包含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等的综合性跨界危机。对此,在经历早期的分散化国家治理后,欧盟治理在卫生与紧急事件应对、经济应对、欧盟复苏条件准备三个主要方面实施诸多政策行动。这些政策行动可以被四类政策工具所囊括:信息、权威、财力和组织。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经历政策工具组合所形成的治理类型的变化,从程度较轻的、简单的多层面工具组合的孤岛式国家治理,发展到复杂的多层面政策组合的欧盟治理,从而展现出内部治理进程上的明显调适与进步。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是其跨界危机属性的政策逻辑需求、欧盟治理体系制约下的制度供给回应、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积极自主行动的合力。综合四类政策工具带来的治理变化可以发现,新冠危机对于欧盟治理的整体影响是全面的渐进深化和局部的范式性改变,而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能够较清晰地呈现出欧盟新冠跨界危机治理的样貌和逻辑。     

试析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外籍战士”威胁的反应

"外籍战士"并非某种新现象,但近年来发生于中东的战乱吸引大量"外籍战士"参与,尤其是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外籍战士"。国际社会也日益关注"外籍战士"回归后对其国籍所属国安全构成的威胁。2014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178号决议将"外籍战士"现象视为某种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欧盟及其成员国也将应对"外籍战士"现象视为其反恐斗争的新领域。本文首先借助有关"外籍战士"研究的学术成果,从理论上探讨"外籍战士"如何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如何应对此类威胁。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考察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外籍战士"威胁的认识,以及它们为应对"外籍战士"采取的举措,最后简要评价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及其在实施中遭遇的困境。     

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分析

新冠疫情使欧盟经济陷入大衰退,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本文结合领导理论,总结德国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并从结构和行为体两个层面分析德国拿出领导表现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疫情应对方面,受权能分配和公共卫生政策特殊性的影响,德国经历了从领导缺失到发挥"方向型领导"和"结构型领导"的转变;在经济援助方面,德国发挥"结构型领导"和"企业型领导",与法国妥协并贡献经济复兴计划的具体方案,努力弥合南北欧国家在援助方案方面的分歧。德国的领导表现是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考量、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欧盟走出制宪困境：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基础条约”

从此次欧盟走出制宪危机来看,欧盟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立场,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多变的博弈.鉴于欧盟双重治理特征,本文在对《欧盟宪法条约》原有内容与"基础条约"的改革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就成员国国家与欧盟超国家利益动态过程和主权让渡及其对传统主权观的挑战进行论述.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新进程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东亚悲剧"阴影对东亚区域仍产生消极影响,但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积极推行"开放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运用超越"雁形模式"的"平轴模式"概念,可以更好地解析东亚国家强化区域认同,加强互信互助,推动联合抗击疫情的制度化区域合作进程.而泛东亚的"胡桃模式"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盟+中日韩"合作内核机制及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协调的外壳机制构成的双层跨区域合作的复合型框架的建构.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美两国应建构一种"双核模式",以防止滑向冲突,积极地相向而行,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行将终结,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区域的聚合,促进世界形成区域间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立体性网络化全球社会.     

例外状态下的国家权力: 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国家治理的影响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治理,各国执政当局以不同的政策应对疫情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疫政策及其影响的国别差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死亡病例是决定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有多大动机利用紧急权力确保政治生存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抗疫政策严厉程度的必要条件.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应对疫情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则取决于精英分裂程度与政治体制合法性脆弱程度.然而,这两个变量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抗疫政策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其中,政治体制竞争性较强的东南亚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疫情,但其执政当局利用紧急权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更大.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

"规范"和"市场"的讨论是贯穿欧洲一体化发展历史的热点议题。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在特定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的权力博弈等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所掩盖。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的贸易决策能力大大提高,通过自由贸易区(FTAs)谈判实现对WTO的制度性替代,其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原本被边缘化的"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2015年欧盟贸易新战略强调"价值观导向",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属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政治社会危机越来越深的背景下,欧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但具体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当前,欧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乐观态度。未来,其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使欧盟对外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同时致力于规范性权力的扩展。鉴于规范性议题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应同时聚焦中欧贸易谈判中的规范性议题和经济性议题,管控贸易摩擦,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推进中欧国际贸易合作。     

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责任分配

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获得了规制外国直接投资事项的专属权能。由此,欧盟加速开展对外投资谈判活动。在国际争端解决层面,为尊重和保障欧盟法的自治性,国际裁决不能影响欧盟法关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责任分配,更不应对欧盟法作出解释。在实践中,欧盟法确定了欧盟与成员国"谁具有权限,谁承担外部责任"、"谁提供法律待遇,谁承担内部责任"的责任分配机制。在中欧投资条约的谈判中,中国应坚持由欧盟和成员国共同达成并签署协定,建立起联合被诉方机制,并以金钱性赔偿为主设置救济措施,进而实现欧盟内部责任与对外责任的统一。     

欧盟外资监管改革:动因、阻力及困局

中资收购欧洲高科技企业对欧盟产业竞争优势构成了挑战,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防范意识日趋增强。在德法大力推动及全球外资监管趋严的压力下,欧盟外资监管改革提上日程。然而,受制于"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外资监管理念及政策目标,欧盟委员会改革外资监管体系的意愿和能力不足以及成员国意见不统一,外资监管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建立欧盟外资审查新框架"的提案着力于对欧盟产业竞争力的维护,对国有企业投资者和"政府补贴"指向性尤其明显,并将欧盟委员会和除东道国外其他成员国的意见反映在"合作机制"中。因此,中资在欧并购将面临更多政策和政治层面的双重阻力。但"新框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外资监管实践中的权责分配,也没有解决"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难题和防范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外资监管问题上,欧盟没有真正走出统一机制缺失和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治理困境。体制特点和自由主义理念导致欧盟外资监管的困局,同时也决定了欧盟特色的外资监管方向。     

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应对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在各国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放弃或减少恐怖袭击活动,反而是利用此次疫情,重新部署力量,加大了组织宣传和招募成员的力度,预谋或已经在常住地实施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从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现状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恐怖分子开展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反而利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开展活动.并且国际恐怖主义还有可能利用这场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制造混乱,袭击本已经遭受疫情创伤的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需注重研究个人在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恐怖组织信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基础,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标本兼治,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恐怖主义.     

欧盟睦邻政策改革:成效、原因与挑战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处理周边事务的能力和作用受到公众质疑。欧盟睦邻政策作为欧盟统领周边国家政策的纲领性框架,其效果也备受争议,成为欧盟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欧盟自2015年以来对睦邻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应对急剧恶化的周边环境和内部压力。在欧盟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睦邻政策改革的成效将会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和周边地区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对欧盟睦邻政策改革的过程和目标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青年就业、反腐败和民主化水平等方面对睦邻政策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估,然后分析影响改革成效的具体原因,最后指出欧盟睦邻政策改革面临的挑战。     

欧盟需调整对俄战略思路

<正>走出欧债危机泥沼的欧盟并未得到喘气的机会。一方面,欧债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经济低迷不振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引发的欧俄对立,以及中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欧盟安全环境趋于严峻复杂。本文将主要讨论欧俄交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了何种挑战,以及欧盟应如何进行回应。欧盟对乌克兰危机的担忧集中于安全方面。尽管28个成员国的感受不尽相同,但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一是"俄吞并克里米亚"、"重划欧洲版图",损害了二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并放大了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成员国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持不同期待和评价,反映出巨大的认知差距。其中,"专制领导"、"犹豫领导"以及"法德主导"是三种典型认知。上述多重认知是欧盟制度缺陷、法德行为方式以及成员国利益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建设当前处于关键节点,德国如何应对上述认知,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建设至关重要。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基于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分析

虽然"有效的多边主义"是欧盟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但在周边治理中,欧盟仍然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特别重视与第三国公民社会的联系。欧盟不仅对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公民,而且还对当前和未来邻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活力保持关切。此外,欧盟更强调在周边区域内维护安全与稳定。欧盟已经展示出它在邻国建立制度性规范同时不扩大成员国数量的能力。与通过扩大政策实现的"规范外化"相比,欧盟通过邻国政策在周边建立的规范,在对象国不同部门中的适用程度存在差异,其贯彻执行更为松散。在现阶段,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主要特征为以条件性为前提的科层制治理正逐渐向水平化的网络化治理转移。     

欧盟禁毒政策及其制定——一个共同治理跨国毒品问题的政策框架

本文分析了欧盟成员国在禁毒政策领域发展共同政策、战略和行动能力的历史,探讨了欧盟禁毒政策的立法基础、制度机制、业已达到的水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指出欧盟已逐渐发展出一个共同治理跨国毒品问题的政策框架,为成员国通过欧盟途径来治理本国毒品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导和手段,成为一个在相互依存条件下以一体化方式寻求毒品安全的典型实例。对欧盟禁毒政策及其制定过程的研究,将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毒合作,以及建立自己的国际禁毒行动协调机制,共同推动解决毒品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问题与应对

中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性"、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中国投资自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欧盟的投资自由化程度比中国要高,欧盟在谈判中希望与中国实行"对等"开放,这就涉及中国行业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以及中国自身是否有相匹配的国际经贸治理能力。此外,投资自由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资本项下的自由化以及更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制度。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现有投资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盟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如何应对有关核心问题的建议。     

团结合作是战“疫”最有力的武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4点倡议,即"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是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为全球战"疫"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