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理论界已成定律,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又是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有关规定的缺失,使行政诉讼异化为行政机关、相对人和法院之间的“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严重弱化了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督制约和社会和谐促进功能.基于现实的需要与发展,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具体包括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     

建构我国行政诉讼之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对于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目前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很多法院都采取调解的手段促成原告撤诉或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有效降低了行政案件的信访投诉率,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我们应如何看待审判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挑战?本文认为,必须对现有行政诉讼调解的立法进行反思,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对行政诉讼调解的几点意见

<正>从目前的情况看,将调解制度引入到行政诉讼中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就整个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而言,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上都把焦点集中于第50条(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修订之上,因为允许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是整个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在笔者看来,行政诉讼调解体系除了允许对部分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以外,还应考虑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是否应在本轮修法中对非诉     

论引入行政调解制度

是否将调解引入行政诉讼是行政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权是公共权力,不存在实体上的自由处分权,而调解是建立在双方互相自愿,双方互相放弃某些权利的基础上,故行政诉讼领域不能适用调解。本文从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存在的现状、可行性以及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讨论了将调解引入行政诉讼制度中的相关问题。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进步及完善,尤其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思想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理论体系下,这种当初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不能调解的规定已产生动摇。本文试从法理与审判实践的层面探讨行政诉讼建立有限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合法的审判开始竟然以非法的形式终结,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如何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并使之合法化已成为司法实务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笔者主要从公权力不可处分性与合作国家之争;二元判断与司法改革、行政诉讼目的冲突以及利益对立统一和法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从而在理论保障前提中来探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进步及完善，尤其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思想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理论体系下，这种当初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不能调解的规定已产生动摇。本文试从法理与审判实践的层面探讨行政诉讼建立有限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行政调解价值分析

在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调解,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随着纠纷解决形式的日益多样,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也日益显现出来。在此,笔者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探讨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优势,以突出建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对抗制与调解制度的冲突与融合——美国调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对抗制与调解制度,这两种曾经被认为相互排斥的纠纷解决机制,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融合.尤其在美国这一传统上推崇对抗制的国家,近几十年来以调解为主要形式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替代性纠纷解决)发展得异常迅猛.我国却恰恰相反:上世纪90年代的民事审判改革中,引进西方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理念,调解作为一种诉讼中的纠纷解决方式被理论界大加质疑和否定,在司法和非司法实践上也逐渐被冷落.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调解的作用再次被理论界肯定和重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审判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地将对抗制的某些重要元素引入我国的司法制度中,同时,调解制度的作用也必须肯定,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我国新的调解制度,使对抗制与调解相融合以促进纠纷的解决?     

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尽管"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已成为行政诉讼的特殊原则之一,在现实的行政审判中却存在着大量通过法院协调、调解结案的案件。本文从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法的平衡精神及维护法治统一的角度出发论证了行政诉讼中引进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并阐述了关于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探讨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有限处分的.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认可了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有其优势所在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笔者在进行了一系列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想.     

浅谈行政诉讼确立调解机制

现行行政诉讼法否定调解制度已被实践证明不符合现代行政与现代审判的发展要求,需要解放思想不断改革行政诉讼工作。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实践、理论研究及调解的积极作用均表明有必要确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行政诉讼调解是指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和原告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以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是在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调解不仅被广泛地应用于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中,而且也被实践证明确实是一种符合国情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本文在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从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若干具体建议。     

浅议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建构

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然而,能否在行政诉讼中引入有限调解制度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将对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探讨行政调解制度的必要性,提出在现行制度下构建一套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的设想,从而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实现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中协商和解行为的法律规制——兼论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目前在实践中却存在大量行政诉讼调解或变相调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引入调解制度.本文试通过借鉴城外经验来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确立其调解的范围,并对调解模式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了分析.以此来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法律上的规范.     

多元解纷语境下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哲学思考

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一个涉及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课题,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实践活动。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应持有谨慎、客观、辨证、科学的态度,体现和谐司法的理念。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应特别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在对待行政诉讼传统理论上,应辨证看待"公权力不可处分"、"利益损害"理论的局限性及合理性;二是充分估计现实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运行的影响;三是应审慎对待和正确评估行政诉讼调解实现公正与效率平衡的作用,;四是应正确看待调解与诉讼的关系,建立符合我国法律体系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模式。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构建

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公权力不可处分"等观点否定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受此影响,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行政审判实践中,以"协调"、"和解"等形式变通适用调解的做法一直存在。这一矛盾根源在于将"公权力不可处分"、"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等学说的绝对化。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契约行政的渐成趋势,使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但同时,行政裁量权的有限性和契约行政的局限性,又决定了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应当是一种有限的调解。     

法院调解的重构

法院调解制度中的弊端早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但如何重新构建这一制度却引发了强烈的争议。本文认为只有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构筑"调审分离"的基本框架,并实现"审判机制为模板、法院调解为平台"的基本制度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院调解制度的缺陷,并实现其平息民事矛盾的基本功效。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构想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公权力不可处分＂是大家公认的,也由此产生了＂行政诉讼不可调解的＂特有原则之一。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但在理论上,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也存在着误区,这也表明我国有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研究,构建一套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以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的几点考虑

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突破了制约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经被最高法院作为正式的司法确认程序向全国推广,其生机与活力将会在审判实践中得到焕发,但在具体实践中,关于整体确认或不确认、用何种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以及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的主体范围等问题值得考虑,以求更加完善此项机制的具体运行,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