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腐之本 重在治权——权力本质的异化与腐败的治理

由于权力资源的稀缺性、权力占有的垄断性、权力价值的功利性、权力运作的时空性,致使权力内在地有一种变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超过一定的“度”,则导致腐败。因而消除腐败,公共权力必须公有、公用、公享,在运作中公开、公平、公正,做到权力来源民本化、权力确认合法化、权力运作规范化、权力监督制度化。     

腐败形成的生态链条透析及“三道防线”的构筑

腐败行为的发生必须依赖三个必要条件:国家控制的稀缺性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预防腐败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消除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从而彻底切断腐败行为发生的生态链条。惩治腐败需要对症下药,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构筑起三道防线,即权力防线、动机防线和机会防线。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权力腐败及防治权力腐败问题分析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大力加强权力监督制度建设。这是党和国家防治腐败的根本之举。本文试图通过对权力腐败及防治权力腐败有关问题的分析,以期达到为实践提供借鉴的目的。一、权力及权力腐败的一般形式(一)权力腐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权力个体腐败,权力个体利用“权力寻租”,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实现一己目的渎权滥权。二是权力群体腐败,本质上与权力个体腐败一致,但在表现形式上较前者具有隐蔽性。权力群体中的个体私…     

权力腐败标本兼治之我见

本文在界定权力腐败的概念并简要揭示其巨大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 ,反观了当前反腐败斗争措施的得失 ,着重从发动群众揭发 ,运用重典打击 ;全面提高干部素质 ;健全并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等几方面论述了对权力腐败的标本兼治之策。     

权力腐败及其制约机制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制约机制有:以权制权;权利制权;以法制权;以德制权;高薪养廉,权力自律。     

权力腐败的惩治与防范

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的腐败。惩治和防范权力腐败,是一个当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本人认为:1.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2.创造“不能腐败”的法律环境。就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腐败的产生。     

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及其综合治理机制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必然性，但腐败泛滥却仅仅具有可能性，腐败泛滥在于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只要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就一定能够制止权力腐败的泛滥，使权力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要想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就必须采用以民主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四位一体的综合制约机制，其中以民主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关键，以法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基本措施，以德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心理机制。     

关于权力腐败的几点社会学思考

权力一旦失去它的公共色彩，必然滋生腐败。运用社会学视角来分析权力腐败，发现权力腐败具有如下特点：权力腐败逐渐具有结构性特征；权力腐败与社会资源掌握的程度有关系；权力腐败寻求合法化的“外衣”；权力腐败成为一个不断膨胀恶化的“利益满足黑洞”，经济利益集团与权力结合形成经济一权力交易联盟。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进一步分析腐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危害，为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一些分析参考。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腐败犯罪人员的心理风格分析及预防对策

心理风格理论是分析国家公职人员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心理根源的理论之一。分析发现,腐败犯罪人员的心理风格不健全,其心理动力风格歪曲,且动力性过强,心理制动风格缺乏,没有形成正确的观念,心理表现风格突出表现在性格上的两面性。因此,预防腐败犯罪,心理制动风格是关键,应加强信念教育,提升"制动"力量;重视心理分析,释放"制动"力量;坚持优化环境,规范职务行为,使国家公职人员形成健全的心理风格,达到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     

论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学理论依据

腐败是人类社会存在几千年的痼疾,其本质是权力的异化,是一定的权力主体为谋取私利而滋生的怪胎。它是入侵人类社会肌体的病毒,对人类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性。从法学的角度看,腐败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是法治的大敌,而法治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基本精神以及基本制度中,无不渗透着惩治权力腐败的思想,惩治权力腐败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构建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反腐事业的新形式,是网络社会监督权力的新模式,在反腐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的兴起有其内部发展动力,并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合理性,深受广大网民及政府的青睐。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偶然性、娱乐性等不足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发展,给国家、社会、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其优势迫在眉睫。网络反腐制度化、规范化,即通过确定网络反腐主体、搭建网络反腐平台、明确网络反腐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将网络反腐效能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下腐败犯罪的防治

在新形势下,腐败犯罪已经在国家权力结构各个层面爆发出来。从控制理论上看,官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务犯罪行业,官员成为潜在的职务犯罪人。在这种现实下,观念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从历史经验与社会发展看,腐败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根本出路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法治化,尤其是权力结构转型过程中有特色的法治演化过程。在对策上,应立足现实,进行调控制度创新,让权力在制度笼子中运行。     

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前大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和衡量,即考虑通过腐败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权力拥有者才会铤而走险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实施腐败行为;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因此想有效的控制或遏制腐败,就应当从提升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甚至从减少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建设。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程和展望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同时也是同腐败作坚决斗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发展历程。我们党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制度建设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严惩腐败不放松,进一步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强化监督制约,加强思想文化教育,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遏制腐败的新思维——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反腐败

腐败现象是全世界公认的难以根除的人类文明的弊病之一。它虽不能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其产生历史之悠久,社会危害之严重,抑制禁绝之艰难,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目前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地运用各种手段、各种力量来遏制腐败,其中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反腐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市民社会虽然还没有完全建立并且不够成熟、完善,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中已经发挥出相当大作用。     

腐败根源的深层理论探究

腐败是与权力相伴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权力与腐败有着深层次的关系,腐败是权力非公共运作的必然结果,权力主体的自利性、权力本身的可获利性及运作过程中的失控,是产生腐败的深层理论根源。     

体制化的腐败与反腐败

腐败的体制化意味着腐败已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因此,借助于系统理论,可将目前的体制化腐败分为群体性腐败、自生性腐败和蔓延性腐败.各种腐败再分别进行环境改造、功能恢复、角色区分的不同治理措施.但腐败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困难还是来自于社会,如国家的控制力量、社会分层现象、官民关系等.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