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执法的价值取向

专制制度下的行政职能是约束和管制各种社会主体以维护统治秩序,保护并实现统治集团的等级特权和利益,故其首要目标或价值选择是控制。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政权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对整个社会实行控制,而且表现在国家机构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及最高统治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控制操纵。控制被确定为首要的行政目标,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性质,既然“朕即国家”,那么保证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就必     

治理背景下的话语体系转换

在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总习惯于从“国家主导”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国家高于并控制社会。计划经济的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使得行政权力直接覆盖整个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对政府、民众对权力的一元从属或依附关系。从“国家主导”话语体系理解马克思主义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引出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观念。行政权力至上并控制社会，抑制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个人的自主活动。权力运作着重于对人的控制，而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提升。这样的话语体系不可能给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创造个性等理念留下足够空间。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控制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负有重大的责任,因此,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进行干预经济时,应注意行政权力行使的方式、范围。只强调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介入,而不对行政权力实施有效的控制必然会造成行政权力的失控,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的有效途径是(1)体制控制,(2)法治上的控制,(3)社会控制,控制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率、高权威、低行政费用的现代政府,建立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权力管理体系。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评述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控制

紧急状态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因而行政紧急权力的动用在特定情况下也就同样不可避免。但是何为行政紧急权力,为什么要控制行政紧急权力以及如何控制行政紧急权力,这些关乎行政紧急权力有效运行的重大问题,伴随着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学者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基本属性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行政紧急权力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和控制路径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控制是根本途径。     

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比较研究

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主要过程之一,其对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潜在的侵害性,通过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能较好的保证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实现国家权力的正确健康行使。     

行政权力异化的制度成因及治理路径

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支配社会资源流向的特质,若不对其严加约束,可能违背行政管理的目标,导致行政权力异化,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等会造成极大危害。我国行政权力异化的制度成因主要是:相关法律制度缺失;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虚化;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晰,过度介入市场。有效治理行政权力异化,必须从根本上健全各种制度设计,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强化行政权力异化的体制制约,构筑起预防权力异化的体制屏障;强化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制制约,做到依法强化监督、细化监督,增强监督的可操作性;加强引导和监管,推进网络反腐。     

有效政府的法律控制

传统行政权力控制模式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在现代社会“有效政府”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应当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控制。既要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严格的控制,也要激励政府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融合实体与程序的综合控制模式表现为三个方面:法律规定行政主体的职能目标;法律设置行政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运行过程;法律规定行政主体违法的责任及对公民的救济方式。     

中国古代监察与监督制度不均衡发展探源

一、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监察与监督制度的天生缺陷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与监督系统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其一,对权力行为主体的监察与监督应该是多层次的。对于不同层次的权力行使者,特别是国家的最高权力,都要实行监督;其二,监察与监督的主体应当是多层次的:既包括政府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也包括权力、司法、行政等系统的相互监督,还包括系统外整个社会的监督,即拥有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如社团组织、大众传媒及公民的监督等。监察与监督的权力应掌握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手中;其三,监察与监督的权力应该独立于并且能够制约最高权力;其四,监察与监…     

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行政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这既与法律调整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也符合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性质和特质;但“平衡”并不排斥行政法的价值侧重。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坚持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既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法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     

具体行政行为性质辨析

具体行政行为又称采取行政措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权力机关立法赋予的职权,在法律、法规确定的原则和范围内,对相对人采取的具体的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或者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执法行为。正确认识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对于识别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措施的行为是否合法、适当,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相统一的社会属性 行政行为是国家意志在行政领域的指向和体现。具体行政行为则是行政机关依据宪法运用公共权力,通过采取行政措施,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基础活动,必然地表现为全社会自上面下地从政府到公民、社团的行政管理走向。而行政管理的权威,取决于行政机关必备的法权要素的总体合成。其一,政     

论行政权力的主体及其制约问题

从理论上讲,将行政主体理解为是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并无不妥,但在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时,仅从这种层面上认识行政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实际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与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其制约方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建立一套行政机关内部的目标责任制度,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降低行政权力的违法限度;二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的自由掌握空间,特别是尽量压缩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空间。     

论政府权责关系

责任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首要目标,其实质是要建构科学而有效的责任控制权力机制。因此对政府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理论探究是责任政府建构中首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对政府权责关系的理论追问中,指出公众权利是政府权力和责任的源头,政府权力异化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根源,分析了以责控权的逻辑,并在行政运行过程中解析“权责一致”原则的特定内涵,从源头上澄清认识上的分歧,为实现政府权责关系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     

论行政裁量权滥用及其控制

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而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远远大于立法者腐败带来的危害。作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的重要权力,行政裁量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存在失控的风险。如何对行政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各国实践和理论中各有不同。对行政裁量权不仅要加强对其的外部控制,更要强化行政裁量的内部控制,将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相结合,才能较好地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达到行政法治的效果。     

论警察行政调查的正当程序

我国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范围非常宽广,行政调查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力,若该权力被滥用则会对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因此,在赋予其强大权力的同时,必须对其加以控制和约束.警察行政调查权的控制,可以从实体上来限定具有调查主体和调查权限,但过程中出现的瑕疵,很难从实体加以控制,而程序瑕疵却易于导致实体结果的无效、撤销.确立警察行政调查的正当程序来对其加以控制是突破困境的出路之一.     

以人文精神为核心重塑行政文化

所谓行政文化就是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主要包括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意识、行政价值观、行政理想、行政信念等。行政机关是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政治主体，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兴衰、政治的稳定；公务员是行政机关实施管理、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其主导意识对行政机构起决定支配作用。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冲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事件的法律分析

社会公权即政府权力,是维护社会治安之必须,维护和谐社会之必须。无公权则无法协调社会秩序。但是公权与私权之间具有不平等性,享有对公民个人的支配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公民相对于公权本来就为弱势群体,公民个人无法与之相抗衡,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极易受到侵害。如果公权被滥用,将对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造成超乎任何犯罪的损失。因此,要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以防止其滥用和越权行使以保障基本人权,防止权力异化损害人民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