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理念嵌入与合作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获得了上合组织国家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回顾历史,“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上合组织从安全合作转变为安全、经济、人文全方位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两者能够顺利对接具备基础条件：“丝路精神”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屏障、制度支持与民心根基,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支持上合组织在基础设施、经贸合作、资金融通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中国与上合成员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的务实合作成果为促进两者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始终是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力量,提出新“五观”为上合组织破解时代难题提供理念支撑,以“四个共同体”为目标为其未来发展擘画蓝图。最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上合组织践行新“五观”、实现“四个共同体”目标、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开启中拉合作新愿景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历史渊源、现实条件和远景规划上同"一带一路"倡议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拉合作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理念上与"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一带一路"倡议同频共振。拉美国家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拉利用高层交往、整体合作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平台,凝聚合作共识、描绘合作蓝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延伸至拉美。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彼此需求和利益,不排斥或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虑,不搞所谓战略博弈。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取得积极成效,共建"一带一路"给拉美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和现实利益,得到了国际社会和拉美加勒比国家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当前,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边合作为支撑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基本成型。中方将同拉美国家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明确合作重点,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     

中拉“一带一路”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大批拉美国家加入,成为中拉合作的“新平台、新抓手”,中拉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当前,拉美地区正处于政治左右拉锯、经济复苏艰难、社会形势恶化的特殊困难期,美国借机加大对拉美控制,中拉“一带一路”合作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拉应坚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扎实推进“全产业合作”“多维度合作”“高质量合作”,努力构建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互利共赢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公共产品视角下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取得了辉煌成就，并日益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过去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发展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五通”及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夯实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基础，进而又主要以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形式，分别提升和拓展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维度和全球维度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拉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动。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拉双方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这既保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地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又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增添了合作新动能。     

可行性及其路径

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该地区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具备区域合作重要属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缓解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缺口，主要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高居高不下、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中日竞争关系的影响存在，这些因素的根源又是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将东北亚地区逐步纳入“一带一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两者有望形成良性循环。俄罗斯、蒙古国和韩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积极，朝鲜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日本和美国态度复杂，但已经很难置身度外。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时，需先从双边合作入手，争取各国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扩大到中日韩、中俄朝和中朝韩三边合作；进而扩大到多边范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注于东北亚项目投资；。同时激活和利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     

文莱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基础、实施进展与路径优化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东南亚之行引发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持续热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备受瞩目的关键词。恰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面对海外环境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上升，如何有效凝聚华侨华人力量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中国与文莱关系友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文莱政府的积极响应，截至目前两国合作成绩斐然。文章通过梳理分析文莱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基础、实施进展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为中国和文莱友好关系为文莱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条件，但也存在亟须关注的内外挑战。基于此，文章研究提出继续深入发展中文友好关系，加强对文莱华侨华人的调查研究和与文莱华侨华人的沟通交流，重视发挥文莱华侨华人华商的桥梁作用，注重发挥华侨华人在商贸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民心相通”等方面的作用等推进文莱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策略建议。     

中国—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地区经验、秩序重构与战略再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以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双方合作硕果累累。以2018年“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为分界点，共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重点完成战略对接并启动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率先转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共建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加强发展共识、利用多层次合作机制、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双目标等地区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与借鉴意义。未来，虑及中美博弈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环境，尤其“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并加以遏制，中国应从地区秩序重构的战略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东南亚的实施方案，以期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发展历程、中国贡献与路径抉择

“一带一路”倡议已走过十余个年头。这期间,尽管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诸多重大而深远的事件和变化,但共建“一带一路”却始终如一地向前迈进,成为国际合作中的时代典范。“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个项目合作的具体实践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合作的不断建构过程。其既承载了历史所赋予的文化传统,又彰显了时代所蕴含的制度生命力。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缩影,能源合作极好地反映了这种制度建构的过程和优势。无论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的建立,还是能源治理观的变革,都充分凸显了这一点。未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必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应着眼于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碳中和“1+N”政策体系,通过创新性地运用涉外法治,保障“一带一路”更高质量地发展。     

“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在2017年5月14-15日举行的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被多国政要盛赞为“改变未来的伟大倡议”、“一个伟大的构想”.从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到近期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倡议提出已近四年.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从概念界定到顶层设计再到具体项目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逐层推进,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内外风险和能力短板.“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宜谨慎面对推进中的问题,加强研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开启一场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征程.     

RCEP特色规则创新与“一带一路”经贸规则范本系统构建

2023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又恰值“一带一路”迈向金色十年之际,基于RCEP特色经贸规则创新经验,探索共建“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系统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创新与完善“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路径多种多样,文章对比分析RCEP与目前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内容,分析阐释RCEP特色创新经贸规则,认为RCEP涵纳新颖的原产地标准、面向未来的高标准承诺清单制度及开放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等特色规则,包括竞争立法、执法合作与协调等方面创新机制,这些规则彰显RCEP经贸规则的开创性和前瞻性,同时也为共建“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系统构建提供有益经验借鉴。中国作为RCEP的成员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可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为指导,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实践为导向,以引导合作、促进交往、规范行动和解决分歧为基本目的,积极承担起推动构建“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示范文本的重要使命,鼓励“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和地区踊跃参与“一带一路”经贸规则的创建,力求达成多边共识的经贸规则体系,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行稳致远。     

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进展与问题

中拉关系研究日益成为拉美学界的一种“显学”。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材料和思路繁多,构成各具特色且相互参照的研究路径。21世纪第二个10年间出现的进路之一,聚焦于中拉关系及其研究的标志意义、问题意识和学术积累,尝试将学界有关中拉关系的主要分析模式与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数据资料整合,为这一研究确立一些基本的研究议题、参量和思路,力图全面考察中拉关系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及其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呈现的意义。作为保持该研究进程可持续性的阶段性成果,这一进路提炼出十大问题,即中拉关系新阶段的界定、中拉关系的战略定位、中拉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的辩证关系、中拉整体合作与拉美地区主义、中拉产能合作、中拉科技合作、中拉人文交流、中拉关系的制度性约束、中拉关系与全球治理和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等。进一步的研究则需要关注中拉关系及其研究的动态化和前沿性、主体化和互应性以及多样化和联动性等几对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构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机遇、挑战及思路(英文)

With all-rou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ready to take off, and with a promising Chin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operation Forum becoming a high-level dialogue mechanism.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are poised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elevated,which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i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ltimate Destiny” Delayed: The Liberals,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Until Canada joined in 1990, the issue of its membership in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bedeville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which many observers saw as a decisive test of Ottawa’s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Under the Liberal government of Lester Pearson, prime minister from 1963 to 1968, and the stewardship of hi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ternal Affairs, Paul Martin, Canada seemed poised to join OAS. But a mixtur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factors—including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Cuba’s isolation within the hemisphere, and growing Canadian nationalism—ruined this initiative. Using the Pearson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the OAS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of Canadi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60s, this analysis also examines competing views of Canada’s place in the world.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拉美各国人民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受到极大鼓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共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到1960年,拉美2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18个党与中共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60年代初期,拉美共产党虽然与中共有分歧和争论,但仍与中共维持着正常往来。1965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大多数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支持苏共立场,中共与拉美多数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和中断。与此同时,从拉美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新党陆续与中共建立起党际关系。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大多数拉美共产党与中共恢复和发展关系,中共也调整了与拉美新党的关系。无论是与拉美老党还是与拉美新党的关系,中共都遵循中共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此后,中共在党际关系方面,又突破了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传统,开始尝试与拉美民族民主等各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大突破,党际交往逐步由外延向内涵转变。     

Time to up the game? Middle Eastern security and Chinese strategic involvement

In view of the resources invested by China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the geopolitical-security dynamics at play, it is helpful to examine the notable security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project. Embedded in this broad context, the paper at hand zooms in o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olatile regions—the Middle East, situated strategically at the juncture of the overland and seaborne routes. Substantively, it focuses on the security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China’s current engagement therein, with a view to assessing whether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will boost its strategic presence in the BRI context.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First, the Middle East faces a multiplicity of security risks and challenges, compounded by a problematic exist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based on inadequate cooperation among regional actors and questionable ad hoc interventions by major outside powers. Second, China’s current relations in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economic and driven by energy. Its political-security presence, albeit growing, remains marginal. Third, given the imperatives for China to play a more substantial role in Middle Eastern security (not least the need to ensure the BRI’s security) and the risks/costs of doing so, it would make sense that China seeks to step up its game in areas that are conductive to stabilising the region and yet do not entail intensively investing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publicly taking sides (e.g. infrastructure and conflict mediation). This offers reasonable prospect of further EU-China cooperation.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拉美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国际问题)“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的选择”综述

2012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国际问题)在北京新闻大厦隆重召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品牌之一、中国唯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问题年度国际论坛,本论坛从2005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此次年度论坛的主题是     

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及面临的挑战

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奉行“新门罗主义”,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干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如鼓噪“美国优先”,大打“贸易牌”“移民牌”,使前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出现全面倒退,甚至拒绝承认委内瑞拉民选总统马杜罗而另行“任命”一个代理总统瓜伊多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政治、经济格局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中国、俄罗斯等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落地生根,深化了中拉政治、经济互信;俄罗斯强硬支持委内瑞拉加剧了美俄博弈,导致美国“后院失火”的可能性增大,迫使特朗普深度调整美国对拉美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对美国究竟意味着全球战略扩张还是战略收缩,值得探讨。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不仅会影响美拉关系及美拉双方的发展,也将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本文尝试对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的现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并考察其面临的挑战。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