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实践应用探究——从人肉搜索行为的入罪规制疑难来考察

人肉搜索行为得以开展的关键在于被搜索对象的个人信息被不断地共享和整合处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视野下探究人肉搜索行为的入罪具有实践规制意义。但在该类犯罪视野下,人肉搜索行为的入罪规制面临三大疑难:一是人肉搜索行为的"犯罪化"评价陷入了价值争议的窠臼,二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实践认定面临困境,三是人肉搜索行为过程异常复杂,对其进行司法审查需跨越诸多前置性的评价障碍。     

刑法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立法完善

隐私权是现代社会最为重的基本人权之一。而刑法作为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工具,必须对人肉搜索中的越界侵犯行为加以规制。文章以人肉搜索为例,提出刑法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立法建议,以期维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从而保障网络健康有序的发展。     

公民个人信息疑难问题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行为方式的完善,＂情节严重＂的细化,行为主体以及罪数形态几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进行探讨。     

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纠偏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法律内涵与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背后所潜藏的经济价值也在急剧攀升。由此而来的是,传统刑法体系暴露出公民个人信息范畴界定不明晰、隐私权法益保护不合理、下游行为规制不完备等诸多不足。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当前刑事立法亟需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种结构性嬗变作出相应调整,有必要将公民个人信息扩大解释为公民个人数据,赋予公民个人信息以个人信息权法益,同时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下游犯罪行为也一并纳入刑法的“打击半径”,以此形成公民个人信息在收集(获取)、储存(利用)、处理(提供)以及下游犯罪阶段的一整条“生态保护链”。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证研究——基于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判决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媒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问题日益严峻。通过对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正面临着保护法益界定不清、法律适用偏差、量刑不适当等诸多问题。未来应从事前预防入手,明确法益保护立场,规范该罪的定罪量刑活动,优化刑罚适用,实现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更好地构建起个人信息保护框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以《网络安全法》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修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与此同时,变动后的刑法条款在适用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基础性的问题。近期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内容有更清晰的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结合《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等概念进行准确理解和运用,以达到刑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但是,《网络安全法》只是暂时的替代品,为了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应当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互联网金融活动刑事涉罪问题研究——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互联网金融领域中,针对金融消费者的刑事犯罪主要涉及侵犯公民财产权类犯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针对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非法集资侵犯公民财产权类犯罪类案件,刑法应进行及时有效的打击。针对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应适当放宽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的入罪标准。强调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刑事保护与刑法谦抑精神并无矛盾。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探析

我国刑法通过两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进行刑法保护,但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个人信息不仅关乎公民的人身权利,还影响着公民的财产权益,并且会出现大规模泄漏现象进而损害到社会公共秩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够完善,应当增设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还要确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其他犯罪的竞合关系。     

我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体系的重构

审视目前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识到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必要性。为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并将该原则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本文通过审视目前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构成理论,尝试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犯罪体系的重构。     

犯罪学应当研究人肉搜索的规制之道

目前,人肉搜索在揭露腐败、打击犯罪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侵权事件。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人肉搜索已经变成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基本上处于失控的状态。使用人肉搜索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人肉搜索并不能简单地作出"放"或者"禁"的结论,对人肉搜索应当在疏导的前提下予以规范。犯罪学等各方面的力量应当携手并肩,在优势互补中共同探寻人肉搜索的规制之道。     

“人肉搜索”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在发起＂人肉搜索＂的情形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有了新的特点：公民受保护的隐私权范围更广,公民隐私权被侵害的影响面更大,公民寻求救济的难度更高。在＂人肉搜索＂下保护公民隐私权,应完善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明确隐私权的法律地位,制订专门的网络隐私权法律制度,明确网络隐私侵权的举证责任承担,明确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确保诉讼法能真正地保护实体权益。同时公民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论聚众犯罪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独有的概念,它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聚众犯罪具有法定性、“聚众”性、“首要分子”必备性等三个必不可少的法律特征。根据聚众犯罪的内涵,其外延应当是确定的,我国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包括纯正的聚众犯罪、选择的聚众犯罪和加重的聚众犯罪等三种共计19个罪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兼论相关立法之完善

<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增设的犯罪,其罪名应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犯罪构成上看,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犯罪对象是有关单位管理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其客观行为是侵犯,具体行为方式表现为出售、非法提供、窃取或者其他方式.在具体认定时,应注意正确处理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关系.此外,本罪在立法技术、罚金刑设置等方面有待完善.     

论对“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理解与适用

常见的协助抓捕行为有当场指认、实际带捉、提供线索和按要求联络等,协助抓捕的对象是其他犯罪嫌疑人,应视具体情况决定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包括同案犯。犯罪分子因交代同案犯个人信息而使得司法机关得以成功抓捕同案犯时,是否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应考察个人信息是否在犯罪过程中使用,如果已使用就不应认定,反之则可以。而当犯罪分子交代非同案犯的个人信息时,只要这种个人信息不为司法机关所掌握就应认定为立功。     

论完善我国公民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

世界各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方式主要有直接保护、间接保护、概括保护。我国目前对隐私权的保护属于间接保护的方式 ,民法中尚未确认隐私权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完善我国隐私权法律制度 ,一方面应在刑法中设立侵犯公民隐私权罪 ;另一方面在将要制定的《民法典》中 ,应确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 ,确定隐私权的范围并规定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     

行政刑法视域下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中的单位犯罪大多是行政犯罪，而由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与意志由集体决策的特性，对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研究，就不能仅局限于在刑法领域进行探讨，而应该在刑罚措施适用的基础上，从单位内部的制度完善及外界的配套监督等方面，探寻预防单位违法犯罪的新思路。因此，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研究单位犯罪的处罚制度，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利于立足单位的自身特征，明确处罚单位犯罪的价值目标，完善我国相关制度设计，从而有效预防单位犯罪。     

囚犯论:从“边缘”到“中心”——于爱荣等的“监狱人文五论”解读之四

《监狱囚犯论》遵循科学的规律,理性地看待罪犯,融入宽容、正义、法治、权利、民主等现代行刑理念,确立罪犯在监狱改造中的主体地位.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罪犯必须对其犯罪行为负责;意味着罪犯对自己的矫正负有重大责任,是矫正的主导者.在罪犯的权利尊重、保障和实现上,将罪犯权利置于人权的高度,置于公民权利的同等位置,罪犯的权利就是公民的权利,因而一样地神圣.监狱要成为正义和尊重罪犯权利的一个阵地,监狱警察要真正成为罪犯新生活的领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