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公民：机制、基础及保护

积极公民是理解城市社区治理（自治）的重要视角。当前，积极公民已深深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当中，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是连接国家与居民的神经末梢，而且还是社区动员群众、宣传政策、收集信息、推动工作的中坚力量。在陌生化的城市社区中，积极公民通常依靠典范机制、信任机制、情感机制、道德机制来发挥作用，而且“赋予半正式身份”和“陌生关系的熟悉化”为积极公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对积极公民的实践机制与运行基础的阐释分析，拓展了积极公民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提供方法论启示。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党建引领与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

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巨变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城市社区党建,有着发展的诸多便利,同时也需应对巨变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创新城市社区党建,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落到实处,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就要注意处理好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社区党员与社区治理、社区党建与社区动员的关系。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优势、基层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党建工作方式创新中做强做实基层党建、通过社区党建将社区及社区党员有效组织起来、在增强党员与社区关联中优化社区党建协调机制。     

社区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社区治理可以理解为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运用，或者说是对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治理理论的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理论，学界对其实现途径有不同的设计。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将非正式制度作为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论述其在构建社区治理结构，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社区”探讨

该文对生态社区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归纳，认为生态社区是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其注重整体、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达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高度统一；该文总结出生态社区的发展特征并提出生态社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展望了生态社区未来发展的前景。     

以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苏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承担着江苏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发展江苏社区教育的领军责任。近年来,学校围绕江苏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优化社区治理,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市空间的社区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城市扩展过程中因时空差异会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空间区域,空间区域的结构分化塑造了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存在。在由城市中心向外扩展过程中依次形成了均质型社区、异质性社区、并制型社区以及转制型社区的空间布局。不同类型的社区内因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构,社区会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权力与市场自发配置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一体化治理、多元化合作治理、平行式治理以及村治模式是各类型社区适应社区制度环境形成的不同类型治理机制。     

论政府在城市生态社区建设中的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创造城市物质财富的同时,深刻意识到城市已经长期被笼罩在环境恶化的阴霾之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居住拥挤等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恐慌和反思。城市生态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是我国生态城市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从目前看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城市生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发挥好政府在城市生态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是打造责任政府、人民政府的必然要求。     

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峰文章称,人人有责是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能否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涉及的都是“百姓身边事”,直接关系人民生产、生活和切身利益,社会治理的对象也大多在基层,特别是在社区。因此,我们要以社区为载体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机制。要看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全方位防控体系中,社区是重要的耦合点。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机制与组织逻辑

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部署。本文基于公共组织理论建立“结构-制度”分析框架，以N街道为个案，揭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和组织逻辑。基层党建以“结构嵌入”实现党组织的垂直覆盖和水平延伸，重塑了社区治理秩序；以“制度整合”实现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种要素的连接，将结构潜能转化为治理绩效。与微观机制相表里的组织逻辑是：立体化嵌入使科层型与矩阵型组织结构并置，促进多种组织网络形态的并接；制度性整合则从合法性、相互性与冗余性三方面强化了组织网络的持续、稳定与弹性。对党领治理进行实践追踪和理论分析，既可以为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深化基层党建引领提供经验参考，也有助于求解政党与治理关联性的组织学理路，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四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强化系统治理，要系统性优化国家治理的价值机制、组织机制、制度机制、技术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高效转化。深化依法治理，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持续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以法治方式提高治理规范性，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稳定转化。发展综合治理，要将综合治理理念制度化、法治化，以党政主导吸纳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拓展治理工具、机制以综合施策，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协同转化。升华源头治理，要以预防预见性治理推进关口前置，以前瞻适应性治理构建长效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持续转化。     

社区协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与机制探析——以浙江安吉县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个案，结合安吉县的新农村建设与生态文明互促共建的实践，从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坚持政府主导的权威引导机制、乡村自组织对生态秩序的维护以及给社区能人赋权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中社区协同治理的路径与机制。     

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集体经济发展效能的有效路径——以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为例

如何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发展效能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地方实践探索，从组织学习和集成治理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认为，公共组织的制度优势并不会自然地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往往要经过复杂的中间机制才能得以实现；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整合资源要素，从而构建出党建引领动员机制、产业发展协同机制和政策赋能保障机制。这三种机制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协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效能，进而推动组织振兴，激发社会活力，增强乡村善治能力。     

协同视域下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的困境及突破路径

协同理论主张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大学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参与主体,有着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在社区治理与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阐述了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的必要性,从大学生对志愿参与社区治理的认识不足、高校对大学生社区志愿活动统筹规划制度不健全、社区对接大学生志愿活动意愿不强烈、融合有限等方面出发,探讨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基于大学生自身、高校、社区三个维度的突破路径。     

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堕距

因治理资源的消解、治理事务的叠加，农民集中居住区出现了治理堕距问题。一方面，受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转型影响，社区行动主体的行为失调，表现为农民观念转变滞后、行动利益多元化，由此导致社区群体分化，影响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治理制度运行难以回应社区诉求，出现治理中的回应错位、资源内耗与条线张力的治理制度悬浮困境。治理堕距的呈现，带来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空间的去社会化、时空形态模糊和村社集体角色缺失，重新定义了社会形态，反映出社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的失衡与断裂。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有效治理，需探索如何优化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机制，重塑基层社会整合，重建社区秩序。     

“十四五”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正>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的主阵地。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对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十四五”时期社区社会工作发展提出以下思路和建议。进一步推动社区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经过民政等部门有力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展逐渐成熟,专业化社工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工作嵌入社区治理获得了结构性发展空间,并在不断探索中体现出协同性特征。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是从嵌入逐步走向融合性发展。在社区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过程中,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提升社区志愿服务质量路径探究

社区志愿服务事业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基础构成内容,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逐步显现,并且正日益成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我国社区志愿服务存在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机制,对社区志愿者实行专业化分类,并对志愿服务实行项目化运作,以提升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