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重塑、组织协同与公共性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优化路径——以“红十字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的多样性和风险性显著增高,应急管理主体成长和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特功能与优势,成为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在现实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检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果的试金石。通过建构包含能力嵌入、关系嵌入和制度嵌入三个维度的综合性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对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应急管理方面存在信任缺失、协同不足、功能错位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性,应以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实现信任重塑;以社会网络关系优化实现组织协同;以外部制度环境优化实现社会组织公共性重构。     

浅议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几个举措

增强社会组织活力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只有通过推进政社分开,切实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拓展社会组织空间;创新管理理念,增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政治互信;增强社会组织内生活力等几个举措才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充分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公益志愿组织发展的思考

发展公益志愿组织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治理格局,有利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增加和谐因素,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稳定。从约束条件看,我国社会公益志愿组织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数量上很不足,活动内容上形式单一;志愿者行为在理念和能力上有待扩展深化和加强专业化;有利于形成社会公益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较薄弱。在发展中要注意把握好独立自主与争取行政资源的关系、专业化建设与走向联合的关系。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切实推进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还很低。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保障;拓宽参与空间,畅通参与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积极培育、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培育公众参与的公共责任意识,全面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加强公共危机应急治理的思路创新

公共危机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由于政府危机治理主导地位尚未确立、公众与第三部门的参与度不足、应急治理法治保障不够健全等诸多原因,我国的公共危机应急治理往往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协同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为解决公共危机应急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具体来说,可以从政府的主导地位出发,培养公众和第三部门的参与能力,继而逐步形成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切实可行高效地进行公共危机应急治理。     

理解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体制：一个角度和框架

社会管理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对公民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的管理过程.社会管理的主体要实现对社会管理客体的管理,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此,要明确政府的"社会本位"和治理理念是社会管理过程的根本理念;树立政府主导思想,主动承担社会管理职责,强化管理职能;强调政府管理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前提条件;以培养公民参与和志愿精神,保障和促进公民社会向独立、自主、自治的方面发展为落脚点.     

发展公益志愿组织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简

发展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组织，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进民主政治基础培育，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稳定。目前公益志愿组织缺乏合法身份和资源支持，理念和能力有待扩展深化，社会理解程度还不够高。同时也逐渐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和活力，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和支持公益志愿组织的发展。公益组织的发展要结合本地和自身发展实际，积极主动、灵活有效地开展工作。尽快制订完善鼓励组织发展壮大的政策条例，为志愿服务者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大力弘扬公益志愿行为精神，增进公众理解认同，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加强组织管理、技术能力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充分激发公益志愿组织社会活力，积极融入政府公益事业，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推动社会和谐建设。     

关于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的思考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城市工作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重要保障。从组织引领、内涵引领、价值引领、路径引领四方面,梳理总结上海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从理念、制度、着力点、手段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的思考。     

防治非典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卫生长效机制的思考

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具体化。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转化政府行政理念和方式,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使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促进。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尤其要加快建立社会应急机制和公共卫生长效机制,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应急管理视域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力探析

在现代风险社会,非常态情境下的应急管理对地方政府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在应急管理进程中提升地方政府竞争力,在纵向维度方面,要突破"职责同构"模式,实现地方政府的职责创新;在横向维度方面,要构筑"区城行政"框架,提高地方政府的"意合"能力;在治理维度方面,要探索建立"多中心"体系,实现地方治理成长;在发展维度方面,要树立"战略管理"理念,推动应急情境下的地方行政发展.     

任务旗帜核心

伴随着迈入新世纪的脚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成立80周年的纪念日。回首中国共产党80年艰辛曲折而又辉煌壮丽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近一个世纪的日子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其根本的经验有三条：一、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任务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6400万党员的执政党，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伟大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各民族人民在有限的时空中创造了历史的伟业；光荣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论语

编者按:学习和总结历史并借鉴历史的经验、智慧,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一贯重视和倡导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和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曾发表过关于重史、用史、鉴史的精辟论述,有的已成为名言名句被广泛引用与传播.     

“仁义礼智信”与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

“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五个道德范畴,具有高度概括和持久普泛的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并利用其作为道德范畴形式的“品牌”价值,立足于当代语境给予新的阐释,赋予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鲜内涵。本文对“仁义礼智信”在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的意义作了新的阐释     

领导干部应该学民为民靠民惧民

要真正实现顺民意、集民智、得民心、获民拥、聚民力,我们每位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毫不松懈地做到：谦虚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努力地为人民群众造福,坚定地靠人民群众做事,真诚地受人民群众监督。     

彭德怀的衣食住行

彭德怀元帅是在军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邓小平在代表党中央为彭德怀致悼词中指出：“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衣食住行方面，彭德怀发扬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传统，公而忘私，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勤俭节约，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彭德怀一生保持着节俭清廉的生活作风，成为共产党人光辉的典范，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体制改革、腐败和反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改革与腐败程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渐次深入,促成了以寻租为目的的三次经济犯罪浪潮的依次退潮.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对于遏止政治领域的某些腐败形式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转型期反腐败工作的成效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推进程度.腐败的程度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降低,反腐败完全可以和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     

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规律、机制和评价标准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要按照服务,责任、法治、廉洁的要求和目标,全面规划服务型政府建设,按照公共服务的内在规律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科学合理的政府运行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以促进政府和公共组织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汉民族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重要昭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认真探索和总结民族(这里主要是指汉民族)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客观规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或历史条件,提高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责任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合供:过去、现在与未来

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往往都要依赖公众的合供(coproduction)。不管是教育、健康,还是环保等领域的公共政策,离开了公众合供,就难以达到预期政策效果。但对于合供的研究,学界并没有给予与之在现实中地位相称的重视。本文梳理相关文献,提出合供需要一个灵活的框架来兼容多种定义。通过回顾合供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时期、1990-2010年的缓慢进展期、2010年以后的全面爆发期,本文指出新进展主要在于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机和宏观层面的合供绩效。本文认为,未来的合供研究除了关注微观动机和宏观绩效外,也需要关注非营利组织以及有效信息沟通在合供中的作用。     

有权 有位 有力——对纪检体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主要机构,其历史和现实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党执政环境的变化,当前的纪检机构存在许多问题,既有历史上的问题,也有机制上的问题,还有干部认识上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是源头治腐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