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理性化的历史反思

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理性化对人本身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变化上。理性化使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摆脱了传统时代种种旧规则的束缚,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随着理性化越来越强调工具理性,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很快又受到了理性化的束缚,开始逐渐异化。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这一理性化的难题,在哈贝马斯看来,可以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得到解决。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作为影响后现代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虽然他没有使用过“理性化”或“工具理性”等词语,但他的著作中也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理性化批判的丰富思想。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张扬及其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发展和局限,理性化与对内奴役和对外侵略扩张在逻辑上的互补、一致,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根源及其解决等方面进行挖掘和梳理,从而与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进行比较,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批评．对当前的全球化形势有更清醒的理解。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     

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兼谈价值理性思维对发展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工具理性思维对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指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具有正面与负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关注价值理性的作用,尤其要把握价值理性思维在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运用。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后现代语境下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价值选择

后现代语境下的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着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取舍的难题。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特征出发，、剖析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之间、建设性后现代现代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并由此深入探寻在后现代语境下建设思想道德的新途径。     

公益慈善传播工具创新中的理性冲突与弥合

公益慈善传播工具创新效应明显,对普及公益慈善知识、扩大公益慈善影响以及弘扬公益慈善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当前公益慈善传播中的一些事件凸显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缺陷,也反映出传播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存在鸿沟,导致传播工具创新并不能有效服务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因此,应当通过构筑现代公益慈善价值认同的共识桥梁和基石、营造面向社会团结的公益慈善理性传播共同体、完善公益慈善理性传播的制度规范、构建促进公益慈善理性传播的全域监督机制,完善公益慈善传播中工具和价值融合机制以修补理性缺陷,形成公益慈善理性传播的健康生态。     

理性的缺憾及对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反思

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大量运用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因而在逻辑推理、程序操作和模式运用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说明:绝对理性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化的公共政策,理性决策就是科学决策只具有相对意义,对理性的作用不能盲目夸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政策分析披着"科学万能"的外衣,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效应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数智时代的公共决策：复合理性转向与范式证成

何种决策是合理的,这是萦绕公共治理领域中事关决策标准且具有争议性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决策认知的核心要素“价值—证据”为二维变量,划分非理性决策、工具理性决策、价值理性决策、复合理性决策等四种基本决策类型。通过对决策理性逻辑演进的脉络分析,刻画公共决策从非理性到单一理性再到复合理性的范式嬗变路径。研究认为,复合理性是公共决策理性标准的前瞻性演进方向,其决策合理性证成建立在决策环境全景认知、主体包容认知以及目标综合认知基础上,对决策者的认知思维、资源和方法手段提出更高要求以统摄公共价值和事实证据之间的张力与合力。面向数智化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改善了决策认知条件,为生成复合理性公共决策所需的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了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