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永远的榜样

在童年，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自私”。那时，在我的眼中，他不顾家、不疼我、不顾亲人的感受。父亲白天去法庭上班，天黑才回家，回到家里又要读书学习，几乎难得与我说上一句话。妈妈独自操持着这个家，亲戚朋友想让父亲帮忙办事，他都严辞拒绝。在我小时候，父亲也很“吝啬”。从未给过我一分零花钱的父亲，竞然曾经一出手就给了一个离婚案当事人的孩子20元。     

五十年圆一梦

去北京登天安门，是父亲多年来对晚辈的唯一奢求。虽在电视上看过升国旗，看过邓小平检阅仪仗队，看过江泽民迎接外宾，但他还想亲临其境。帮父亲实现夙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年春，我利用一个双休日，又请了两天假，拿出积攒了半年的稿费，领父亲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出了北京火车站，父亲便东张西望，直问我北京这么多人是从哪里来的，到天安门有多远，是否要走着去，来趟北京不容易，省着花钱多去几个地方行不行。最后我拗不过父亲，就在一家距天安门广场三里路但很廉价的胡同旅馆住下了。父亲说那旅馆比家里的土坯炕头要强多了。父亲…     

忆胡绳同志

一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做“神童”。夏衍和胡绳三十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十八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做“神童”。“神童”,我想也就是“少年早慧”的意思。我听胡绳讲过他早年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师范毕业生。胡绳入学前,父亲教过他两年,读的是古文…     

父亲

父亲当了一辈子干部 ,而他最大的“官”是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５０年代是父亲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他年富力强 ,庄稼活样样精通 ,稍通文墨又是村里唯一的共产党员 ,于是就成了抛头露面的“风云”人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 ,他都是带头人。社员大会上 ,他的讲话很有分量、很有号召力 ;每天晚上 ,屋子里总有人围着他商量这事那事。我常常在村人的说话声和母亲的纺线声中进入梦乡。记得他曾经获得过不少的奖状和奖章 ,那些奖章放在一个抽屉里 ,我常常拿出来别在身上玩。看到村人对父亲的敬重和他每天忙碌的身影 ,在我幼…     

村医易荣卫的三个梦想

我今年37岁，在巫山县培石乡葫芦村工作已经5年。 我父亲是一个“赤脚医生”。30年间，他在村里治病疗伤，颇得乡亲尊敬。小时候，我就梦想像父亲一样，当二个备受尊敬的乡村医生。于是，2006年，我从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放弃城里的高薪工作，返回葫芦村当了村医。     

卑微的父爱

父亲长得清瘦矮小，大字不识几个，人又老实木讷，甚至有些迂腐。他一辈子就喜欢鼓捣村里分给他的那块地，精心伺候着这几亩薄田。而母亲年轻的时候，高挑清秀、端庄美丽。母亲怎么会嫁给极不般配的父亲，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是个谜。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母亲的祖上是富农，出身不好，只得嫁给了当时一贫如洗的父亲。于是，我很为母亲愤愤不平，对父亲也多了一丝怨恨，甚至不愿意和他多说话。父亲偶尔和我搭话，我也吝于回报一个笑容。     

我是80后 党在我心中

我出生在津南区葛沽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是个土生土长的村娃子。小时候听母亲说：母亲嫁给父亲是因为父亲有力气、会开车，在生产队是劳动能手。母亲说，“你爸不仅比别人多挣几个工，就是看他会开车，以后日子也穷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母亲嫁给了“没车没房”的父亲，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之后有了我。2002年我考上了天津财经大学。当时，我成了村里的骄傲，很多亲戚朋友都来我家祝贺，父亲、母亲更是为我高兴，送我上学的头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还捞了喜面庆祝了一番。     

会议改革还在“打瞌睡”

父亲从老家江西来到了我工作的广东，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村里的事情，因为从父亲的嘴里可以了解到更多我不知道的农村事。当父亲说邻居吃低保时，愕然的我简直不敢相信。邻居在村里不但不是贫困户，而是一户生活富裕的人家，儿子是一位乡干部，早己成家立业，几个女儿也出嫁了，日子都过得舒坦。     

“窝囊”的父亲

父亲大半生没得过什么荣誉,没有做过一件值得大家夸耀的事。从小到大,我和弟弟妹妹都有意无意地冷落着父亲,有时候,我们甚至对父亲充满了轻视。父亲的"窝囊"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不善言辞、老实巴交、胆小怕事,遇到困难就爱流泪。小时候,我是个非常顽劣的孩子,天天逃学,从没有一天静下心来学习。每到年终,父亲总是抄着手站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邻家的孩子捧回一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而我总是低着头,两手空空地回家。为此,父亲很是失望。     

铜铃声声

正家里有一个铜铃铛,是爷爷留下的。有大人的拳头大,下边有一道细缝儿,六个黄豆大的眼儿,轻轻一晃就可以发出脆脆的铃铛声。我小时候看到过,后来就看不见了。其实,是父亲怕我们弄丢了,放起来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到我们那里进行大"扫荡",曾祖父死于病中,曾祖母在大"扫荡"逃难中与家人失散冻饿而死,爷爷在一年里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刚刚二十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一边参加村里的游击组抗日,一边劳动养活家。他买了头     

我跟父亲去浇地

小时候，跟父亲去河滩浇地是很有趣的事情。父亲在邻村教书，总是星期天晚上回来，然后匆匆地去浇自留地，我就缠着跟他去。这时候母亲总是沉下脸说：“疯丫头，白天在河滩玩得还不够吗？”父亲不管这些，拉着我就走。我提着纸糊的小灯笼，父亲扛着铁锹，铁锹上搭一件破棉袄。我们过了小桥，沿着河滩的大路走。路两边是小渠，专为浇地开凿的。月光温柔而清澈。小渠发出潺潺的流水声，远处稻田里的蛙声一阵紧一阵慢地随风飘荡，庄稼地里不时传来鸟叫虫鸣的声音。父亲在小渠边豁开一个口子，一股白花花的水像蛇一样蜿蜒着顺着水沟缓缓地流动。…     

只拿5分钱的硬币

美国前总统威廉·哈里逊，小时候沉默寡言，人们甚至认为他是个傻孩子，常常拿他开玩笑。比如拿一枚五分钱硬币和一枚l角的银币放在他面前让他选。每次，哈里逊都是拿那枚5分的。一位妇女看他可怜，就问他：“孩子，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哪个更值钱吗？”他回答说：“当然知道，夫人，可要是我拿了一枚1角的银币，他们就再不会把硬币摆在我面前，那么，我就连5分也拿不到了。”     

学骑自行车

在现在的回忆中，童年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因为它有一种因年代久远而沉积的依恋。我一如昨天般想起10岁那年学骑自行车的事儿。那是197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吃了一肚子高粱米饭的我又开始磨着父亲教我学骑车。其实，父亲骑车也是新手，他和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两口箱子一张床、两个暖壶一口锅就成了家。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家具上都印着单位的编号，那时许多人家都从所在工作单位借家具用。连家具这样的基本生活用品都买不起的穷教师熬了十多年才有了一辆当时最便宜的加重车，所以父亲总不愿意把自己的宝贝让我去磕碰。为了学车，…     

爱的回想

父爱是一片辽阔的海 传统家庭给孩子的印象通常是严父慈母,而我父亲是典型的慈父形象。他长得像文弱书生,性格很温和,对孩子从来不打,甚至有点溺爱。记得我小时候爱看小人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只好跟着小朋友到书摊去看,一分钱看一本。虽说钱不多,但老让别人掏钱也觉得不好意思,囊中羞涩的我斗胆把手偷偷伸进父亲的口袋。终于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了,他生气地扬起了手——我知道错了,甘愿挨打,可是父亲的手又放下了：“拿钱干什么？”“看小人书。”     

女儿眼中的“丫丫”萧华清

一丫丫者,即爹爹也。儿时,刚会发音,大人就教我喊“爹爹”,而我却发出了“丫丫”之音。从此,全家都跟着我喊起“丫丫”来。后来长大成人,外出工作了,我给父亲写信时,仍旧沿用这一称呼:“亲爱的丫丫”。他复信落款也是“丫丫”。“丫丫”成了我们全家对他的惯称。我的父亲萧华清是个革命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科英语系。他心地善良,慈祥和蔼。他在学校任校长、教师时,重视人才,视学生如子弟,爱护有加;在家中也特爱子女,我很少见他吹胡子、瞪眼睛、发火打人骂人。小时候,我很调皮,他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只是有时在屁股上轻轻拍…     

罗瑞卿客死他乡的前前后后

“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９月１８日，虽然没有任何人通知，罗瑞卿坚决要求去参加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有关方面终于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３个人派一辆车。３个军委顾问，就这种待遇？。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为难地说，要是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有关方面终于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     

湘南起义风云录

地火在运行192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与湘南地方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到处任意抓人、杀人，凡是办过工会、农会的，或是在外读书回家的，都在通缉之列。我家就有两个被通缉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父亲。他们说家乡麻田一带的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这真是太抬举我了。其实，我是1928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缉我父亲，是因为他曾在贫民织布厂办过事，有时搞点宣传，也把他归入了“赤匪”之列。欧阳智泉是麻田乡最大的地主，与县、省里的大地主、大官僚都有来往，政治上有很大势力，在乡下把持一切。我们乡下有个名叫欧阳智山的画家，擅长国画，…     

归来

1993年的春节，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最团圆的春节，也是我最难忘的春节。我第一次见到从台湾回来和我们一起欢度春节的外公。小时候听外婆讲，外公个予高高的，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早先在国民党军队服役，1949年，随溃败的蒋介石集团去了台湾。外婆总一个劲地念叨；“你外公是个好人，挺和善，他是不想到台湾去的。可怜，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外公在我脑子里也就留下了模糊又有点神秘的印象。在那一段“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讲＆已有个外公在台湾的。但我们还是因外公成了有“通改”嫌疑，…     

朱德女儿朱敏自述:我在纳粹集中营

落入纳粹的魔掌我14岁才来延安见到了父亲，不久，就由父亲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当时改名赤英。后来，因我”身体不好，6月被送到苏联南方夏令营疗养。料不到的是，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没有多久，我们10多…     

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

李小林约我为纪念她父亲李雪峰写点东西，这使我有点为难。小林的意思，自然是写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之间的往事。可是对我父亲过去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对李雪峰和我父亲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工作关系和交往，也了解不多。只是从1988年起，我才去看望过李雪峰。不过，从一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位老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想，我就从李雪峰最初在我心中的印象谈起，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