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确立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案件中的正式适用。本文拟从论述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以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理论契合为视角,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层面分析的同时,回应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自愿性审查标准等争议性问题,并就刑事和解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出预防性应对措施。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犯罪率激增，刑事案件逐年提升，重新犯罪率很高，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峻的社会形势对传统诉讼模式的运行方式和效率都提出了挑战，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新的刑事和解与民间存在的“私了”行为存在着差异，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与我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的进程相吻合，与传统的法律文化相符合。     

论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弊端。在我国,刑事调解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再另起炉灶重新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     

对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理论研究之反思

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理论研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这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我国刑事和解之实践效果；如何界定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如何辩证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如何对刑事和解予以必要的立法回应。     

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确实是当前实务上和理论上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搞和解,对我们传统诉讼制度、传统诉讼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国家的刑事和解是在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理论指导下,首先从地方、从基层检察机关试点搞起来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注意到关于刑事和解国外也有一些理论,比如恢复正义的理论、平衡理论还有叙说理论.     

刑事和解协议效力探析

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往往是双方成功和解的标志。认真考察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对完善刑事和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刑事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包括协议要符合私法基本精神、受公法制约并且与刑事和解终极目标一致。根据刑事和解实践,在符合特定条件时,确认某些刑事和解协议无效或可变更,可有效保证刑事和解的公平和公正。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公诉调解的被害人主导地位——刑事和解模式的内在变化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基层司法机关得以充分实践。在检察环节,刑事和解从最初由公权力主导的"私力合作模式"逐步向由公权力引导而被害人主导的"私利救济模式"发展,其制度优势存续的同时,相继而来的是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进一步加大,由此引发的刑事和解模式变化也必将对基层检察机关的诉讼过程形成新的挑战。     

刑事和解中的被害人及公共补偿制度

中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地位,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随着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兴起,刑事被害人受关注度的提高,必然使得被害人补偿成为关注热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学说,基于此文章主要对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补偿机制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将两章内容有机衔接。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理论、尊重被害人意志以及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文章在分析域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刑事和解与正义之恢复

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西方最新的刑罚价值理念——恢复正义理论,也契合了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有实行的必要。     

关于建立刑事和解执行机制的探讨

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近年来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但探索与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适用条件以及和解形式等方面,而对刑事和解执行机制的探讨则明显不够。针对我国执行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协议的顺利执行,既需要建立专门的非刑罚执行机制,以实现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有效追究,同时也需要构建专门的赔偿协议执行机制,以避免执行难问题。     

刑事调解、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不同深度研究

刑事调解、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在我国司法实践都已存在,但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的适用显然已经被普通民众所认可,而辩诉交易却一直毁誉参半。通过考究刑事调解、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的不同深度,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探索此种现象背后产生的缘由,对于发现影响我国刑事调解、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的未来走势具有一定意义。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新途径,它通过和解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符合当今社会废复陛司法的理念。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掀起了一股刑事和解热潮的情况下,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却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模式选择、适用阶段、制度保障等问题都没有厘清。因此,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刑事和解平衡观

刑事和解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作为一项刑事替代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无疑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从利益、权利保障、诉讼权力与诉讼权利、刑罚的宽严相济及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运作等方面对刑事和解所蕴含的平衡理念进行探讨.     

刑事和解中的利益权衡

刑事和解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刑事和解通过权衡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以利益权衡为视角,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当事人双方合意的自愿性、如何规制刑事和解适用中出现的泛化倾向以及如何确保刑事和解发挥应有的社会效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     

刑事和解理念的确立与检察权的配置

传统的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观念越来越多地被质疑,在对"无害的正义"追求过程中,刑事和解有着其独有的功效;在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中必然引起现有权力结构的重建,文章将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通过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使用现状的阐述,认为刑事和解是我国本土的产物,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现今有权在诉讼过程中主持和解以及对诉讼外和解效力有权确认的机关是人民检察院.     

刑事和解中间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同的地区都在探索如何将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结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文章通过分析刑事和解在我国当前的现状,指出刑事和解中间人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构建较为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与法律效果探究

目前,对于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对于其究竟可以适用于哪些具体的诉讼阶段,则不但在当前的试点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而且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结合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来看,将刑事和解适用于刑事诉讼从立案到执行的全部阶段,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同时,出于对刑事和解与惩罚犯罪平衡性的考量,还应当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任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予以合理设计。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