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国际制度发展的新动力？

“新兴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现象。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其作用,并非简单地代表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的出现有可能为当代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动力。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新兴经济体、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多元化的未来

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层次变化,新兴大国在所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成为更加重要的行为者。新兴力量呼吁并推动全球治理进行转变以适应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需要纳入多方面的力量以形成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更健康地稳步前进。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论坛等模式就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竞争中的制度化形式,体现了全球治理改革的进步。在力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有可能重塑全球治理谱系。国际政治体系正在新兴力量的推动下发生重大转型,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变革势在必行。     

全球治理新观察与中国角色再思考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究竟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向真正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课题。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能源治理:变化趋势、地缘博弈及应对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全球主要大国地缘博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围绕能源供应、控制能源战略通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等展开竞争。此外,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转变对重点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地缘博弈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矛盾突出,其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显现。为此,中国等新兴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一方面,深入推动国内改革,发展更加先进的能源技术,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升级;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建设,提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世界海洋温度飙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南极气候加速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2023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此起彼伏的气候灾害不断敲响气候危机的警钟。随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依存度加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问题政治化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加大、窗口期缩短。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破解气候治理困局。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的要义、基础与实践

全球气候治理观是指治理主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它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积极践行其全球气候治理观,既有力推动了国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协商民主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的主要作用可以总结为对"绿色公共领域"的激活。作为一种公众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普通公众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营造参与平台;作为一种民意收集和聚合的方法,协商民意测验方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克服传统民意测量方法中民众消极被动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模式,公共协商讨论平台(小组)可以成为气候变化话语和知识的一种互动式传播方式,破除气候变化科学专业知识的壁垒。因此,协商民主可以为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吉登斯悖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范式选择。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国际机制间合作与G20机制转型——以反避税治理为例

G20目前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正在发展"G20+"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治理模式。其中,G20承担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制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中,新兴经济体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维护G20开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时代精神,是决定G20机制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在G20/OECD反避税治理的案例中,G20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主张和诉求,推动达成了"税收与实质性经济活动相匹配"以及"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治理原则和政治共识,而OECD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实施纲领,从而实现了G20的"政治优势"与OECD"技术优势"的相互补充,推动全球反避税治理进程取得良好进展。     

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格局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逐渐摆脱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经济增长停滞态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似乎正丧失世界经济增长领跑者的地位,不得不转向致力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发达国家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由此而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的容忍或有限的欢迎,转变为如今的排斥和抵制,"金砖失色论"大行其道,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但金砖国家合作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金砖国家不仅在区域合作中展现了新的魅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和相互支持,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今后的金砖国家合作将沿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着力推动相互间务实合作两个维度展开,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积极谋求经济增长、纠正相互间贸易不平衡;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迈进;发挥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引领议题的作用,凝聚合作共识,筹组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开展人文大交流,培养金砖合作人才。     

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卫生治理具有高度的无国界性。全球化的深化使人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使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变化。全球卫生治理理念更为包容、参与主体多元、私人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方式多样。但是,全球卫生治理因理念的差异、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政治性、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明确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实现从执行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扩大与全球卫生治理多方主体的合作和政策协调,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并注重培育和发展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2017年联邦大选之后,德国出现了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两大主流政党走衰,而绿党则在这一政党格局下实现了强势崛起。其中的原因何在?在"议题所有权"视角下,绿党长期关注环境和气候议题,拥有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权;两大主流政党借助其在国家治理和国际话语权上的优势,不仅在国内政治层面努力推动气候治理,而且在欧盟和全球层面积极作为,是气候政治议题的关联所有者。当气候政治议题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时,议题所有权的关联性维度发挥作用,为绿党重新挽回了混淆了政党偏好和议题所有权的选民。而两大主流政党在气候政治议题上"能力"的折损也为绿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由于气候政治议题的全球属性,崛起后的绿党不仅会在国内治理层面发挥作用,还会努力增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推动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实现有效治理、塑造网络空间新秩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却面临着众多挑战,尤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霸权的盛行。尽管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的崛起,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是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以主权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才能赋予其足够的合法性;基于网络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当今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其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为实现真正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力量、新规则和新理念,这既是中国智慧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