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

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发展推动着中美两国不断创新外交互动模式。同时,外交互动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并客观上依赖于中美两国共同的努力。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虽经历过不少波折和反复,但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总体看,随着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日益突出,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加速演进,并突出地表现在两国互动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中美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更加突出,高级别对话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磋商协调功能。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根据人们的良好愿望,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的背景下,相互战略定位成为决定因素。只有在美国更弦改辙的前提下,现有的互动机制才能发挥预定作用,使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制度保障。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及其制约因素

冷战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特朗普上台后更是重印轻巴,推出了高度重视印度的南亚战略和印太战略,对巴基斯坦则实行极限施压政策以逼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两国间出现激烈的外交纷争,美巴关系陷入僵局。然而,巴基斯坦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外交战略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并且巴基斯坦是具有一定的对美反制能力的地区强国,特朗普政府在更为重要的阿富汗和谈问题上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在权衡利弊后,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巴基斯坦政策,从以压促变调整为拉拢利用,美巴关系随之从高度紧张走向逐渐缓和。然而,美巴在短期利益和长远战略上都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分歧,双边关系发展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和长远计划,两国在主要的共同利益——阿富汗政治和解方面存在目标和利益差异。此外,美印关系不断提升,使美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美国不愿放弃在巴基斯坦及邻近地区的战略利益,短期内会维持美巴合作,但从长远看,众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使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巴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到南亚局势,还会冲击到我国的周边安全、中巴关系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当密切关注。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动因、 内涵及影响因素

"模糊性战略"本是文在寅政府为处理中韩因"萨德事件"产生的矛盾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美从"合作"走向"竞争","模糊性战略"逐渐成为韩国处理同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韩国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相关议题时,不追求在所有问题领域追随哪一个国家,而是根据不同问题具体做出应对,在每一个问题领域都体现出韩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性战略"受制于中美韩三边关系互动和国内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斗争的双重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应尊重韩国的这一外交战略选择,加强中韩外交关系,推动中韩走向合作共赢.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对21世纪初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思考

布什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面临冷战结束后的第二次抉择.美国政府从维护"一超"的国家利益出发,已将2015年前后的中国视为全球性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开始构筑一个对华的战略包围圈.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本质,使中美两国在新世纪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中美两国的矛盾并非不可调缓,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界要以务实和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同一时期,美国总体上执行了一种"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本文对"韬光养晦"与"接触加遏制"这一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组合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存在若干内在矛盾,它实际是一种低水平接触加低水平遏制的政策。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接触加遏制"政策中的接触力度减小、遏制力度加大,这增大了"韬光养晦"政策的难度,降低了"韬光养晦"政策的效果。由于中美利益处于深度相互依赖状态,中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韬光养晦"对"接触加遏制"这样的战略组合,使双边关系能在一个更为稳定与可持续的基础上,向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美国对华人文交流的看法及政策变化探析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增信释疑的润滑剂"。然而,2017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质疑中美人文交流、抹黑中国在美人文交流活动的强劲逆流。这股逆流由部分美国智库推动,得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在智库、国会及行政当局三方的合作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创办与设立的媒体及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审查、监控与限制,给中美人文交流蒙上浓厚阴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美人文交流活动的限制与刹车,反映了美国政府及精英层近年来对中国及对华接触政策的整体态度变化,体现了他们对"未能按照美国预期发展"的崛起中国的深深忧虑。面对特朗普政府在人文交流上的限制与刹车,中国应积极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沟通、交流与解释工作,增信释疑,努力推动与改进对美人文交流活动。     

佐藤内阁后期的对华政策调整

随着冲绳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佐藤荣作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些积极外交行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欲实现中日复交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佐藤内阁既无法脱离美国的束缚,又拒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最终失败,这也宣告了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的总破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趋势下,佐藤内閣的失败令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复交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政策调整客观上缓和了中日间的紧张局面,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特朗普政府上台与亚太安全局势的新挑战

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世界与地区局势正在遭遇冷战后前所未有战略不安全感。作为2016年全球政治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当选和就任很可能引发美国外交历史上“非精英主义”的政策选择。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言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威胁要对华发动“贸易战”以及效法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狂热，必然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