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自重返亚太战略出台以来,美国一直努力推动其亚太联盟的转型,其战略是给予盟友更大的战略自主性,推动后者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在此基础上,美国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给予其战略再保证,以威慑对手。然而,在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要求,文章将这一困境称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这一难题会导致盟友自主性上升,使得美国陷入承诺陷阱,其主要表现是美国承诺边界将会拓展、承诺与战略成本出现螺旋上升和外交政策存在虚张声势三个方面。为了解决承诺难题,美国在现实政策中采取了美日同盟的再平衡、亚太联盟网络化和制度化三种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存在一些隐患。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编者的话

<正>作为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联盟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袁伟华和田光强指出,联盟主导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联盟依赖强弱的波动是造成联盟转型的主要因素。作者随后以冷战后美日联盟的三次大转型为例,就上述论断加以验证。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诠释联盟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助于理解及预测当今美国主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编者的话

<正>本期的话题主要围绕美国的亚太战略、东亚秩序和地区合作展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是我刊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左希迎以美国亚太联盟的转型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在中国快速崛起以及美日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管理其亚太联盟体系的过程及措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然而,在相对衰落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由此,美国面临着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理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冷战后美澳联盟为何依然存在?——基于海上航道安全的理解

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周边安全环境明显改善,以应对共同威胁为基础的美澳联盟不仅没有松散、瓦解,反而在新形势下不断巩固与发展,双方的战略合作相较于冷战时期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而且澳大利亚还频频充当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先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澳联盟维持与强化的动力何在?本文通过对冷战后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和海上航道安全进行分析发现,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使得澳大利亚对海洋运输的依赖日益加深,海上航道安全对于澳大利亚的繁荣与稳定至关重要。而澳大利亚自身实力有限,唯有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维护海上航道安全,这是美澳联盟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

战后,日本界定新的国家认同,重塑国家利益,重建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以日美同盟为平台和支柱,日本实现了冷战格局中的身份建构与转型,追逐着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重建中的身份重构。日本已从低姿态专注于一国繁荣的小国,走向高姿态意欲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大国。目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争取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身份特征。然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身份建构模式,必然会使日本受到负面效应的冲击。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影响并部分建构着亚太安全格局。     

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之间互动的动态机制。通过归纳和推理,笔者发现,联盟维持和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两个变量——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通过相互制约的核心机制影响联盟的命运。按权力对比,联盟可以区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按联盟内部的国家意图,联盟可以区分为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这样,将至少有四个"理想型"联盟,每一个"理想型"联盟都存在自身特有的互动动态。总的来说,在对称性联盟中,若盟友意图一致,则彼此相互制约易于成功,联盟容易管理;反之,则不易管理。在非对称性联盟中,只有当强国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弱国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时,相互制约才相对困难,联盟才较难管理。文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联盟、20世纪中叶的中苏联盟以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美日联盟作为案例,对本文提出的联盟管理理论进行验证。     

美国太空战略转型及其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太空战略不断调整,先后实现了两次重大转型。美国太空战略的理念经历了从"新边疆"到"高边疆"再到"最后的边疆"两次转变,战略目标中的领导地位内涵经历了从"技术优势地位"到"效用与防御优势"再到当前"产业、规则与军事"复合推进的演化,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战略转型由美国的逐霸本性、太空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太空民主化转型以及美国对其能力与威胁的评估四种动力协同推动而成。美国太空战略转型将对中国参与太空国际规范完善与太空治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社会联盟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逻辑(1968～1989)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冷战时期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在此前的20多年里,由"冷战共识"推动塑造的自由国际主义曾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然而此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产生日趋深化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显然,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无法就此种转型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冷战后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研究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的逻辑植根于此前塑造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利益冲突产生了内部分裂,这就导致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日俱增,进而使得相应的国内政治过程从"党派合作"逐步发展为"合作—制衡"。最终,这一趋势为冷战后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极化"格局埋下了伏笔。     

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东蒂汶等国时,当地民众团体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对慰安妇给予赔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战争与战争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然而对于站在新世纪人口处的日本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却依然现实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东亚政策对日本赔偿政策的影响出发,阐明日美应承担的责任,分析"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的对外赔偿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是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结果之一,配合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开展,亦使得日本推行"赔偿外交"成为可能。     

美日加强防务合作的动力和进展

2017年以后,美日两国都开始表达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忧,两国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认知基本一致,都认为提高两国防务合作,加强同盟威慑力,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必要举措。在这种战略共识的支配下,2017年以来,美国和日本的防务合作有了更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升协作能力、提高进攻能力、强化联合反导能力等三个方面。     

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采取楔子战略以分化和削弱对手。对于美苏双方而言,谁在分化和削弱对方阵营方面做得更成功,谁就更有可能取得冷战竞争的优势和胜利。分而制胜的楔子战略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法则之一。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美国不断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削弱其已有的联盟体系。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主要聚焦于限制和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的国家的代价,或加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的利益分歧,使对象国履行联盟义务的意愿下降。具体而言,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三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基于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的差异性,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了语言、经济、政治、军事等不同类型的楔子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分化中苏同盟、离间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美国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     

战后美国对日长期驻军政策的确定

在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政策逆转之后,为把日本纳入西方冷战阵营,保障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军方逐步形成了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的政策。但军方的主张遭到了力主对日尽早媾和的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因此,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和对日尽早媾和的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决策初步确定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不同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对美日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位,而且还表明亚洲冷战形成时期的美国对日政策是基于一种军事优先于政治的原则。同时,它还表明,战后美对日本本土长期驻军政策与美国对日尽早媾和,以及美日结盟问题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