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协商和解行为的法律规制——兼论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目前在实践中却存在大量行政诉讼调解或变相调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引入调解制度.本文试通过借鉴城外经验来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确立其调解的范围,并对调解模式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了分析.以此来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法律上的规范.     

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与朱新力教授商榷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实践表明,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行政诉讼法》应当适时加以修改,确立有条件适用调解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调解适用的原则和范围。     

完整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规避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法院出面由行政机关与原告"协商互让",或由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获人民法院准许结案,从而导致了我国行政诉讼中的撤诉率一直居高不下.这表明,行政诉讼调解有实践需要且事实上存在.应当完整地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将调解结案作为法定的结案方式作出规定,赋予调解书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行政赔偿诉讼外,不适用调解。然而,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法官主持当事人就行政纠纷进行协商的情况普遍存在,大量的案件被法官、原告、被告三方‘协调处理",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调解"。最近最高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使行政诉讼调解实现了质的突破。     

论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素有东方经验之称,多年来为解决民事纠纷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其适用范围已扩张至刑事公诉案件领域,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却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14年以来,我国行政诉讼的撤诉率逐年上升。本文研究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之弊端,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居高不下的行政诉讼撤诉率,二是现行法律规定与行政诉讼目的背道而驰;三是合法性审查原则往往流于形式;最后再对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制度的规定面临理论与现实的诸多挑战,为解决行政诉讼立案数与撤诉率两极分化及信访难问题,理论与实务皆在积极探索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文从剖析"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论障碍着手,阐述规定与实践的变相操作,分析行政诉讼调解的有益性,也对其提出期待限定,论证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行性。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构想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公权力不可处分＂是大家公认的,也由此产生了＂行政诉讼不可调解的＂特有原则之一。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但在理论上,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也存在着误区,这也表明我国有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研究,构建一套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以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

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素有“东方经验”之称，多年来为解决民事纠纷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其适用范围已扩张至刑事公诉案件领域，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却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14年以来，我国行政诉讼的撒诉率逐年上升。本文研究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之弊端，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居高不下的行政诉讼撤诉率，二是现行法律规定与行政诉讼目的背道而驰；三是合法性审查原则往往流于形式；最后再对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行政诉讼法》并没有禁止行政诉讼和解。行政裁量是行政诉讼和解的规范基础。基于实践的需要,可以在不修改《行政诉讼法》前提下,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借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支持行政诉讼和解,并使之成为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据。     

建构我国行政诉讼之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对于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目前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很多法院都采取调解的手段促成原告撤诉或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有效降低了行政案件的信访投诉率,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我们应如何看待审判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挑战?本文认为,必须对现有行政诉讼调解的立法进行反思,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现如今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半数以上都采取了调解手段,事实上,司法实务界所称的"协调"等同于"调解"。目前法院适用的行政诉讼调解规则混乱,缺乏统一性与规范性,所以很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去规范调解程序,使其规范化、合法化。本文就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域外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调解的适用范围、行政诉讼调解的审级与阶段、行政诉讼调解的效力与救济进行探讨。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进步及完善,尤其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思想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理论体系下,这种当初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不能调解的规定已产生动摇。本文试从法理与审判实践的层面探讨行政诉讼建立有限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调解若干热点问题探讨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理论界几成定律,但行政审判实践中的调解又是公开的秘密。近年来理论界基于不同的论点在论证行政诉讼调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可以肯定的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必然考虑的问题之一。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进步及完善，尤其是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思想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理论体系下，这种当初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不能调解的规定已产生动摇。本文试从法理与审判实践的层面探讨行政诉讼建立有限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合法的审判开始竟然以非法的形式终结,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如何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并使之合法化已成为司法实务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笔者主要从公权力不可处分性与合作国家之争;二元判断与司法改革、行政诉讼目的冲突以及利益对立统一和法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从而在理论保障前提中来探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浅谈行政诉讼调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一项传统制度,享有"东方经验"的美誉。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随着法制的进步及完善,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确立调解原则已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障碍,因此,我国行政诉讼应当确立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调解原则。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依据传统的行政法学观点和现实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一直拒绝调解制度的适用。然而,这并不有利于现实社会纠纷的解决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在有限的范围内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仅有利于行政纠纷的解决,也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的现状。本文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法治实践的发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诉讼目的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诉讼心理的认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再次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在界定和厘清行政诉讼调解概念的基础上,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域外经验和当前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视角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我见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一项传统制度。对于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和可能,且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此,我国行政诉讼应当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