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研究综述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的认识,对近十年来我国留守儿童社会救助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发现,尽管对留守儿童社会救助问题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对但大多围绕"留守儿童"本身展开论述,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救助仅停留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部分,而对留守儿童社会救助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显然不够。今后的研究要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的概念和内涵,制定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问题研究的指标体系,为制定政策提供必要依据。     

农村留守儿童保护问题思考

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是理论和实务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内外支持系统存在一定不足,在家庭内生支持系统弱化的特殊情形下,社会支持系统也未能充分发挥保障功能。应当通过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强化监护人的职责来加强家庭内生支持系统建设,通过平安乡村建设、强化社会保护来加强外部支持系统建设,以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     

监护法律制度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探讨——基于湖北省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现状的调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现状的抽样调查表明,父母监护缺失背景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和发展权方面面临一系列困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法律制度在设计理念、保护范围界定、亲权监护和国家监护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要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现状,应秉持科学的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构建理念,准确界定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保护范围,完善亲权监护制度并健全国家监护制度。     

亲子分离条件下留守儿童自我保护的建构

农村社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外转移,造成乡村社会亲属网络的断裂。在此亲子分离状况下,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问题更值得关注。留守儿童应通过增强法治认识,运用法规政策实现自我保护。法律与社会的保护是外在保护与底线保护,个体的自我保护是内在保护与上限保护。结合留守儿童的教育与认知研究,有如下发现:第一,在个体化社会和人口大规模迁移的条件下,儿童保护已经跨越家庭和社会中间组织,由个体直接面向国家法律进行自身权利保护,如儿童以个体身份寻求法律援助;第二,家庭中亲密关系的瓦解对儿童自我保护的形成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促使法规与政策将儿童个体作为主体直接进行保护,如普惠政策与《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探析

"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离家在外打工,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社會群体.改革开放以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儿童远离父母,据统计,截止到2006年,中国留守儿童已达两千两百万.本文作者通过走访,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进行了认真调查,提出了若干对策与建议,相信能对我国处理"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完善

"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在客观上表明,父母无法履行对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之责.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文章分析了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强化父母对孩子的法定监护职责、完善委托监护制度,尤其是明确受托监护人的条件、建立监护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     

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成因及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农村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应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找出预防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的对策，以此来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并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寻求留守儿童的“替代性关爱”——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对策研究

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根本对策就是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他们的父母重新回到他们的身边,但实际情况来看,这是难以达到的。那么,怎么来缓解这一问题呢?寻找到一种替代父母之爱的爱,即"替代性关爱"。而这种"替代性关爱"要由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学校等力量汇集而成。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由此而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独特社会问题.通过对湖北、安徽、河南部分县市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安全、学习、品行、心理等方面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及政府各方共同努力,协调合作.     

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护:基于权益保障的农村留守儿童福利需求

近年来,我国农村成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打工,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农村,造成现今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的现象.农村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照顾,也很少能得到足够的社会福利救助和社会保护,无法健康快乐地成长.这种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得到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应从制度、政策、法律、社会公益组织等层面寻找解决的途径,对留守儿童进行社会救助和社会保护.     

“两个世界”的融合——以场北公寓内就读于两种学校的外来务工子女为例

外来务工子弟已经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群体。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场北公寓内就读于两种学校的外来务工子女为例，借助小组工作、团体训练、个案工作与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与行为观察记录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索一种能通过改变朋辈关系和社区环境以帮助外来务工子弟成长和融入社会的模式。     

论抢劫罪中的“当场”

对抢劫罪中“当场”的含义,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予以限定。典型抢劫基本形态中的强制行为不要求“当场”,取财行为要具有当场性,其时间范围是强制行为发生后的较短时间段,空间范围是以强制行为为中心的一较小范围;《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其时间范围应自行为人着手实施先行犯罪的实行行为始至原财物持有人或其他人丧失对财物的监管止,空间范围包括盗窃等先行行为的现场及其合理延伸区域;转化型“入户抢劫”中的“当场”,其时间范围应当始于实施盗窃实行行为之时,终于行为人脱离户内之际,空间范围仅限于“户内”。     

论“合会”会首的法律地位及其义务设计

会首的法律地位首先表现为它是一份合同或一组相关联的合同的当事人,其次,会首也承担合法发起合会、接受合会合同行政管理、执行合会事务、收取、保管、交付会款、代垫会款等义务并对倒会负直接责任或连带清偿责任,以及因不履行其特定义务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试论侦查学基本范畴体系

侦查学基本范畴体系是构建侦查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从侦查学自身的基本属性出发,从哲学的视角可以将侦查学分为包括侦查对象、侦查主体、侦查关系和侦查行为四个本体论层面的基本范畴,包括侦查权、侦查程序和侦查策略三个认识论层面的基本范畴和包括侦查目的与侦查价值在内的目的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的基本范畴,通过梳理这三个层面的九个基本范畴的逻辑关系,构建侦查学的基本范畴体系,从而为建立侦查学基本的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需要司法判例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是我国司法领域一种有益探索。然而由于"排疑"标准存在词语解释困难、标准适用缺乏区分、证明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等原因,亟需从司法判例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法。司法判例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同源性、互补性与国际性,运用司法判例辅助"排疑"标准的适用也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着力提高“四个能力” 致力构建“和谐社会”

公安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门。公安机关在构建地方和谐社会中的主要途径选择是: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水平;提高公安机关正规化建设水平。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新时期对“枫桥经验”的认识

“枫桥经验”经历了40多个风雨春秋,跨越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历史时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充分重视群众自治,并以人为本,构建了和谐的警民关系,同时推进了化解矛盾的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枫桥经验”源于枫桥又超越枫桥,源于治安又超越治安,对当今新时期公安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善于挖掘其内在精华,为公安大局服务。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弱者”之类型：一项法社会学的考察

弱者源于社会的剥夺,使得某些人处于相对的劣势。从类型上看,弱者可以分为心理上的弱者、生理上的弱者、能力上的弱者、机会上的弱者、境遇上的弱者等几大类型。当然,要真正成为法律上的弱者,还必须注重弱者成因的无可避免以及弱者无法用自身的力量予以补足等多种因素,从而使法律上的弱者不致流于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