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问题与完善——从补正判决说起

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判决形式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已经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即从我国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自身现实状况,在保留和完善现有的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基础上,引入补正判决,使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更为全面和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时“补正”的法律思考

在依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中,明确的申请内容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启动的前提之一。行政机关不能简单的以申请不符合法定形式为由拒绝申请人的申请,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赋予了申请人对申请内容补正的机会。在司法实践中,有关申请内容是否明确、申请人补正是否规范、行政机关对补正后的申请如何答复等问题,由于立法缺乏具体规定、司法经验相对匮乏等原因,尚需审判庭深入思考和审慎处理。     

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罪“重大损失”认定问题初探

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判决、裁定执行难的问题,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执行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使生效判决、裁定得不到公正的执行,一定程度上也弱了判决、裁定的意义,加剧了执行难。本文试对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立法规定做一分析。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探究对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解决。     

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被提上日程已多有时日,许多司法实践部门、法律院校都针对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提交立法建议稿。本期特别策划约请部分专家、法官依据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以司法实践为视角,对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从司法改革的角度对当前行政诉讼法亟待修改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诉讼当事人的资格和法律地位、证据规则、行政裁判的执行以及行政诉讼程序的完善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甘文法官,依据有关司法解释,联系审判实践对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从几个层面加以论述:最高人民法院梁凤云法官,在对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包括撤销并重作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判决等判决方式加以分析、提出完善建议的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例,认为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当增加禁令判决,中间判决,舍弃、认诺判决等判决方式;江西高院徐英荣法官,在对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及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进程加以回顾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原则,对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确立概括式规定加否定式列举的立法模式;上海高院吴偕林法官,结合6个基层法院试行行政诉讼简便程序的试点调研,就行政诉讼简便程序的实践依据及具体运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撰文加以论述,相关内容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是一份不错的经验性素材。希望这组文章能对行政诉讼立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相关立法的研究进展情况,也欢迎广大读者联系司法实践提出个人的真知灼见。     

论我国行政确认判决及其完善

我国行政确认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法律地位、判决形式、适用范围和个人利益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严重缺陷,本文通过对审判实践中典型案例的剖析,揭示出我国行政确认判决在立法上的缺陷和司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如何完善行政确认判决提出意见和建议。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认定与变更判决——正确行使有限司法变更权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有限司法变更权。正确运用有限司法变更权,对充分体现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贯彻立法宗旨,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变更判决,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后,规定的四种判决方式中最难认定、最难把握的一种判决。这个问题在理论     

小鱼与大坝的对话--<美国濒危物种法>的实施及其所引起的思考

与其他环境法律部门相比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实施更具复杂性与困难性 ,美国环境法上的经典诉讼———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一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案由于其涉及问题之复杂与标志性的司法判决而备受争执。本文主要从该案的司法判决入手 ,介绍分析了《美国濒危物种法》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立法价值取向、重点条款及其在法律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职务犯罪缓免判决率偏高的原因与对策——对职务犯罪缓免判决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职务犯罪缓免判决率偏高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普遍现象,对职务犯罪过多适用缓免判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也是对职务犯罪的一种变相放纵。当前职务犯罪缓免判决率偏高主要是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司法体制、司法理念、社会环境等多个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为解决上述问题,惟有通过完善立法、规范司法、加强体制改革等措施,切实做到对症下药,从根本上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试论植物人离婚诉讼判决的标准

植物人由于他特殊的生命体征而使其离婚问题凸显特殊性.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有关植物人的离婚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因此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不同判决的情况.本文结合国内立法和国外立法,着重对植物人离婚诉讼判决标准进行探讨,以期为植物人离婚诉讼判决提供统一的法律支撑.     

寻衅滋事罪司法困境之评析

方玄昌、方舟子遇袭案的判决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这是寻衅滋事罪多年来立法与司法诸多问题的集中反映。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认定上逐渐出现了客观归罪化的趋势,这是由寻衅滋事罪自身立法特点与司法的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寻衅滋事罪主要争议集中在主观动机的有与无,情节与后果的轻与重两大核心问题,需要通过一步完善立法的理念、丰富立法的技术、使立法的观念更加民主化,构建和谐的、顺畅的立法与司法体制来解决。     

论法律解释学视角内外的确定性命题

自德沃金以降的理论方向代表了在法律解释学的向度内建构法律确定性命题的一种极致努力。但当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到中国时,却又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律解释论路向的限度,原因就在于我国法院判决所缺失的重要维度：权威性与终局性。在判决之终局性成为疑问的背景下,法院在实践操作中不再拘泥于法律解释论上立场的精确阐释,而是侧重于引导当事人达成纠纷解决之合意。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确定性命题已经不知不觉地被置换成了裁判的可接受性问题。这一基本事实足以促成我们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由法律的解释论转向法律的商谈论。     

论媒体与司法的内在规则与外在效果

司法活动和媒体表达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司法权可以裁处媒体的行为,媒体的刑事责任源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冲突,民事责任源于言论自由与公民私权的矛盾。媒体可以监督司法权,媒体与司法的冲突表现为言论自由与独立公正审判的矛盾。媒体与司法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两者的合理要么维持原有社会秩序,要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经营判断原则在日本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经营判断原则作为一个英美法上的判例法理,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救济董事因经营过失而产生的责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重视。日本的学术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长期以来在对该原则的研究和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对我国引入经营判断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院裁判文书中的法条引用问题研究

正确引用法条是裁判文书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环节,对于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实现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审判实践中,错误引用法条甚至不引用任何法条就作出裁判的文书时常可以看到,影响了案件审判的质量。规范裁判文书中的法条引用,不仅可以向当事人说明裁判结果的形成原因,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     

中国司法调解制度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

中国的法院有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经验”。但中国的司法调解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发展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司法调解,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司法调解,以及2004年以後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为特点的司法调解。不同时期的司法调解,有不同的特点和文化底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司法政策的演进,法院调解的某些做法也有必要从多角度进行检讨。     

Lord Cooke of Thorndon (1926–2006): 51 Years in the Law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andmark ‘cash for query’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Bench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The scope of parliamentary privileges in India, as well as in England and America, is examined,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The present position in the law of parliamentary privileges in India was laid down in the case of Raja Ram Pal v The Hon’ble Speaker, Lok Sabha, &; Ors.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has extensively dwelled on the matter and has delivered a judgment, which is by fa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ecision in this field of law. The author notes in the analysi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Indian constitutional systems is of crucial significa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judiciary and parliament in England arose because of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the judiciary had to fight for every inch of its jurisdiction in England. The judiciary had to contend with Parliament not only as a legislative body, but also by virtue of being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as a superior court.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the case law from Brit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does not have strict applicability in India.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in Raja Ram Pal v The Hon’ble Speaker, Lok Sabha, &; Ors, is a clear expression of a very basic feature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al mechanism: where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all governmental organs, which owe their origin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derive their powers from its provisions, must function within its framework.     

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制度缺陷、逆向刺激与实用主义重构

从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在防治司法不公上的作用非常有限。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一种责任追究机制,它也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明显的制度缺陷。"错案"界定不明、纠责范围不确定以及职业风险终身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法官采取各种方式来规避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错案追究终身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种逆向刺激结果。为了纠正我国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司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实用主义的理念重构该制度。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Nigeria: beyond rhetoric and crassness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Nigeria cannot be overemphasised. However, its ability to combat corruption is a function of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 in place. In Nigeria, these mechanism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the anti-corruption fight remain thorny issues. The judiciary faces myriad of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perceived corrupt practices by judicial officers, interference by politicians, and the adjudicatory system in Nigeria. However,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judiciary can perform its role in the anti-corruption fight if its efforts are adequately complemented by legislation.     

早期普通法中的司法与王权——英国司法独立的“中世纪起源”的再思考

司法独立的起源,往往被追溯到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法法院.但对于普通法法院形成之初的诉讼个案的考察却表明,尽管这一时期的法院已脱离于国王的人身而“自主运行”,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国王的干预.在涉及法律疑难与王室利益的重大案件中,国王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判决的结果;即便是那些表面上看来不利于国王的判决,背后依然可能隐藏了更深层的政治利益的考量.这一时期的法官自主性仍然是非制度化的,也无法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的起源。     

夫妻忠诚协议：价值认知与效力判断

夫妻忠诚协议是亲属法中的前沿问题。不仅学界对其性质界定莫衷一是,就连司法界对其效力判断也南辕北辙。为衡平“夫妻忠诚协议”当事人的利益,矫正认识误区,统一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判断标准,有必要对夫妻忠诚协议进行价值认知、性质界定,它将有助于夫妻忠诚协议纠纷的顺畅审理,促进婚姻的和谐及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