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金匮要略》产后病的治疗法则

自唐宋以来,历代前贤论述产后之病,多责为虚,治倡温补。如孙思邈曾谓:“妇人产讫,五脏虚羸,惟得将补,不可转泻。”然笔者通过对《金匮要略》的学习,认为仲师对产后病的论治,有补有攻,既照顾产后体虚的特点,又不拘于产后禁忌,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堪为后学之典范。兹将其治法分述如下。 一、发汗解表 轻而扬之 汗法是一种具有发汗作用,以疏散外邪,解除表证的常用方法。汗血同源,妇人新产,本已失血,故此法在产后不宜使用。然妇人产后,卫阳失固,邪气乘虚,感之最易,是以产后外感之证并不     

《金匮要略》治肺挈要

肺的特性为宣发、肃降。仲景宣肺,最常用麻黄、石膏,兼以细辛、防风之类。盖因肺之宣发阻遏,多表现为皮表郁闭,清气不敷之象。无论是“头痛发热,身痛背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的麻黄汤证,还是“寸口脉浮而数……风舍于肺,其人则咳”的咳嗽上气证,或湿热壅积,毛窍郁闭,“身必发黄”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证和麻黄醇酒汤证,还是外湿犯表,“身痛发热,面黄而喘”的麻杏苡甘汤证、麻黄加术汤证和“纳药鼻中则愈”轻证……,均以肺气不宣为主要病机。尤其是内邪外寒交迫,更易阻遏宣发之性。如大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越婢加术汤、越婢加半夏汤等方     

《杏轩医案》男科病案浅析

程文囿，字杏轩，清代著名医家。所著《医述》１６卷，名震当时，流传至今，为医家常诵之作。其晚辈所辑《杏轩医案》（本文所据为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本）共３集，为其临证心得，内容详实，实为后世难得之参考。其中所涉男科诸证治疗医案，精辟隽永，现摘取三案，浅析于下...     

程批伤寒论注(选载二)

栀子豉汤证原文: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而谵语;若加烧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 程批:此条与“阳明脉症”下篇第一条同法,亦三焦病也。本文禁汗、禁火、禁下,与少阳同,故柯氏注云“此阳明半表里证也”,惟云阳明之半表里证,则义不大合,盖在表之半表里证,即少阳经之小柴胡证也。在里之半表里证,即三焦募原府也,募原近于胃府,故并入阳明病中。且伤寒亦由上及     

《难经》命门之论及临床应用

基于《难经》命门之论,如"藏男子之精,系女子之胞","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命门者,其气与肾相通",认为命门病证虚证居多,生殖诸证多责之命门,用药应着意命门特点,治水治火,皆从命门,重视命火,不忽视阴精。     

论侦查心理防御

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防卫,是自我对本我的压抑,是一种潜意识功能,不同年龄段,其有不同性质。面对职权考验、压力困扰、内心冲突,侦查员会产生心理防御。侦查对抗中,要辨析嫌疑人的防御;从被害人自保失灵,可找到案侦线索;知情人拒证,出于种种防御动机;侦查员先要防御自己的弱点,才寻找对方的弱点而攻之。知己知彼,侦查员方能明防御之虚实,查案情之就里,取证据之关键,顺应侦办规律,取得案侦成功。。     

《金匮要略》方煎服法浅析

《金匮要略》创杂病诊治体系,立辨证论治法则,为历代医师所推崇。其辨证精神,不仅体现在辨析脉证与制方之中,亦贯穿于方药的煎服法中。笔者就此浅析如下。 一、煎法: 《金匮》根据证治要求,不同汤方选用不同的煎药用水。如百合病属心肺阴虚有热,故百合地黄汤用泉水煎之,取其下热气而利小便。欲作奔豚之证为心阳虚而肾水欲动,故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甘澜水煎之,取其去水寒之性,不助水邪。胸痹之证属胸阳不振,阴干阳位,故栝萎薤白白酒汤、栝萎薤白半夏汤以白酒煮药,取白酒之辛散,行药性而助药力,通阳气而去阴浊;而枳实薤白桂枝汤虽亦治胸痹,但病已涉及胸胁心下,阴寒之气走窜冲逆,故煎药不用酒而     

简论《淮南子》思想的矛盾现象

《淮南子》一书是战国以来黄老学的总结之作。其以道家思想为基本立场 ,但在具体的一些观点上前后存在较大差异。这与《要略》篇所描述的学术理想不太一致。因此 ,《淮南子》既是黄老道家之学发展到鼎盛的标志 ,也是由盛转衰的标志。     

梁文珍运用化瘀通络法治疗子宫腺肌病经验

梁文珍认为子宫腺肌病的核心病机为瘀，其治疗应以通经畅络、化瘀消癥为主。临证喜用生蒲黄、延胡索化瘀止痛，以透骨草、皂角刺化瘀消癥，以王不留行、急性子治疗乳房胀痛，以牡丹皮、桂枝治疗瘀热内阻或寒热夹杂之痛证，主张癥瘕未成即用攻法，以防患于未然，临证用药兼顾中州，以防久攻损伤脾胃之气。其所创立的验方化癥汤用于临床多获效验。     

“情“的颂歌——论《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戏剧观的核心是"唯情说",在这种情之美学观点的滋养下生成了其戏曲创作的浪漫主义,他所张扬的"情"有其独特的内涵,是与程朱理学所宣扬的"理"相对立的,他追求的是一种人生理想——个性解放。同时,汤显祖又在《牡丹亭》里充分表现了一种"至情",其中蕴含着他的绝世才情,使作品具有了奇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风格。体现了他对个性解放和对自由爱情的极力张扬,奠定了我国浪漫主义戏曲创作的基石。     

司法文书的情感适度

一、司法文书的浩然正气之情 司法文书也“言情”。其情为何情,这得追溯一下司法文书的审美价值。 司法文书有特定的审美价值,因为它用写作的艺术性、创造性来充分表达法律实效。其审美价值概括而言是:法律的尊严、价值以及法官、律师的内在的秉公执法精神的外现。具体而言这种“外现”出来的应曰:浩然正气。例如起诉书、判决书等,全文上下、每句每字、每个标点符号不仅表现着检察员、法官本人的气势与人格,更主要的还表现了检察机关控告犯罪的严厉之情,人民法院惩处罪犯、裁决纠纷的威严之情。这些“情”都是司法文书必须体现的、外现的浩然正气。 由此可见,司法文书也“言情”。不过言的是浩然正气之情。这与生活之情宜,文学作品的感情是不同的。这种浩然正气之情,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价值以及法官、律师的内在秉公执法精神。 二、司法文书情感的适度是客观、冷静、鲜明     

薛生白湿温病辩治浅析

薛雪(1681～1770年),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薛氏博学多才,性格高雅,洁身自好,淡于功名。潜心于岐黄之术,以医为毕生之业。对湿温病证治,心得尤深,辨证治疗匠心独具。《湿热病篇》是其代表作,该书对湿热病证的论述,详尽而精辟,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湿温证治的最早文献,李清俊赞尝:“其见之也确,其言之也详,其治之也各得所宜。”如果说在外感病领域里,叶天士补充了张仲景之不足,那末薛生白又弥补了叶天士之不足,使温病学说渐臻完善。观就薛氏辨治湿温病的学术思想及其主要特点浅析如下。     

误治纠偏案三则

临证治病,能一见便洞察其证,一矢中的者有之,而辨证疏忽,治法不当,药难奏功,甚至误治变坏者,亦不鲜见。余临证近40年,所获教训,可云非浅,为尊重学术之真谛,不敢掩饰己非,爰引3例,供同仁参考。 一、风水案 患者李某,男性,15岁,1988年3月6     

《伤寒论》阳明下法刍议

阳明下法是指用苦寒攻下之品,通过泻热导滞,通腑降浊的作用,治疗胃肠积热,燥实内结的一种袪邪方法。由于阳明燥结有轻重,证情有缓急,邪正有盛衰,因而有峻下、缓下、和下、润下之不同,张仲景《伤寒论》创诸承气汤方,实开下法之先河。 阳明燥实证的症候表现较为复杂,故辨     

小儿发热外治五则

小儿发热外治五则唐学友（安徽省太湖县医院２４６４００）关键词：外治法；小儿发热；感冒；内伤乳食；痄腮；疟疾；疳积对于小儿病的治疗，脏腑娇嫩，汤丸苦于难下，下之消化又难，服药困难，打针痛苦，笔者有鉴于此，临证时，尽量选用外治法，现仅将在临床上应用外治法...     

心理辅导的人性观

早在上个世纪初,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之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之败之也”。(自序)《建国方略》首篇就提出“心理建设”。并从“以饮食为证”、“以用钱为证” 等八个方面进行阐述,批判历来认为“知易行难”,而认为“知难行易”。相当于现在提出的“观念指导行动”,“首先转     

张志秋老中医运用大黄的经验

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内科主任张志秋医师,年近八旬,行医、任教五十余载,学验丰富,善用攻下,临证应用大黄尤有独到的经验和见解。本文仅举述点滴,以飨读者。 大黄素有“将军”之称,为历代医家所推崇,明代张景岳推其为“良将”。在临床上张老甚为赏用。他指出:“《伤寒论》,《金匮要略》有30个方用到大黄,可见古人应用之广,对于寒、热、虚、实之证均可配伍治病。     

潮热证治

发热如潮水之来,不失其期者,谓之潮热。现结合临床病例,就其证治试作介绍。 一、阳明潮热:伤寒病在阳明,邪热入里,与肠中糟粕搏结而成燥屎,形成腑实证时可见日晡潮热。阳明旺于申酉戌,日晡正当申时,故尔热甚,并伴有口渴多汗,腹部胀满拒按,谵语,大便秘结,苔黄燥,脉沉实或滑数,治以泄热通腑,方用大承气汤之类。 例1.陈某,男,5岁。1972年8月14日诊。发热一周,初时恶寒,继则心烦口     

“天地之逸气,人间之弃才”——论贾宝玉的“名士”人格形态

曹雪芹对魏晋名士之生命的本质意义有深入的理解和体悟,故在《红楼梦》里着意塑造了贾宝玉之典型的名士人格.宝玉的名士人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宝玉背离世俗的常规常矩,不守礼法,任情放荡；宝玉是情痴情种,魏晋名士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宝玉有卓异才情,表现出艺术的情趣,有超越俗智之上的玄思玄智,体现了艺术境界与智悟境界的融合；宝玉在读书仕宦上无所成就,其人生是虚无荒凉的,是人间的弃才.     

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

本文试图以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分析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情本体”精神。《红楼梦》明确地把“情”为人生的本体,并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一种既植根于现世、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情”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男女之间两心相悦之情爱,而且是一种广义上热爱人生、热爱生命、热爱世界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悟”,一种形而上之“体”,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玄”,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本体”。这种本体之“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传承悠久。它与儒家的社会本体论、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互为补充,同时也互相批评,构成中国传统人生本体论的立体交叉网络。情本体美学的理论表述可以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为代表,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为其人格象征,《红楼梦》则是其作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