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意味着乡村治理在理念上从单向度思维向总体性思维转变,是基层治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挥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动力的整体治理效能,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从而开辟乡村治理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让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乡村社会治理应融入更多优秀农耕文化,将农耕文化中"自信、有序、淳朴"等文化内容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以"自信"文化推动乡村自治、以"有序"文化推动乡村法治、以"淳朴"文化推进乡村德治。     

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研究——以D县法院100份调查问卷为样本

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微赌博"在部分地区较为盛行,运动式惩办、因应式惩治和过度依赖刑法手段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乡村"微赌博"与"半熟人社会"结构下乡村失序的自治失效、乡村道德观"嬗变"的德治失灵、治理手段单一且力有不怠的法治失策有关。其治理困境在于基层组织难有作为导致的自治不畅,乡村道德文化体系崩塌导致的德治不畅和过度依赖刑罚手段导致的法治不畅。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的逻辑轨迹,探索多元共治,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思路;乡序重构,以多方参与为治理关键;事后惩办,以"法治"为最低道德底线的治理衡平思路。     

桐乡“三治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为基础和十分关键的环节。2013年以来,桐乡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在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基础上,率先探索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大力推行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等载体,做到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努力打造县域科学治理的“桐乡样本”。     

新时代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更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其客观必要性。因此,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着力构建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作保障、以德治为支撑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幸福。     

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契合与改进策略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要把德治、自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的是更能动和全面的发展模式。乡规民约不仅是乡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载体,在与德治、法治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繁荣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任务具有重要作用。一、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将乡规民约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进行讨论,即乡规民约是村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制定和共同遵守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各种道德守则和行为规范。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意义及其完善路径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来,如何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三治融合"对乡村基层治理的作用不仅引起学界探讨,而且是基层工作者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着眼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分析走"三治融合"之路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实践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凸显,如何在乡村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三治"的有机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发挥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协同效应的重要抓手。     

推进和拓展村民自治的探索与思考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近年来,常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尤其在探索村民自治、推进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现以     

“四治”融合促乡村有效治理

正近年来,百色市田东县江城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创新推动自治、共治、法治、德治"四治融合",努力构建"自治凝人心、共治聚合力、法治扬正道、德治树新风"的社会治理生态,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风小院:乡村振兴有效治理的荣昌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近年来,重庆市荣昌区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创新开展新时代"新风小院"创建工作,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增强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乡村振兴有效治理的一场生动实践.     

“三治合一”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注重“三治”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探     

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设"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形势下,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70年来乡村治理的自治传统及实践动向

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实践,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形式变化,能否有效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施效果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