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成诱因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疫情,都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谣言。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借助各类新媒体产生"核裂变式"的传播能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危害性主要包括干扰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加剧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等。由此,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重要考验。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形成的诱因,涉及社会心理、网络技术、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文章从制度、技术和文化视域,提出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途径,包括制度治理: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制度,推广网络实名制;技术治理:发展网络谣言筛查技术,推进大数据治理战略;文化治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网络文化。     

网络监督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网络监督本身属于新兴事物,再加上其性质的复杂,学界关于其概念及内涵始终争议不断,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的概念。为了使网络监督趋向理性和有序,需要有专业传播人士的参与。网络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致有:发布真实信息的网民有可能会遭到打击报复,一些网民会恶意发布虚假信息;网络监督行为可能伴随着"集体失序"、主流意识形态潜在被冲击及底层网络意见难以控制的风险。解决网络监督问题的对策主要有:对网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要增强新媒体运用能力;借助宣传媒介、高科技手段不断完善监督机制的各个环节,提升网络监督的质量。     

重大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教育策略

重大疫情防控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斗争,也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疫情防控期间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学生价值引导。思想行为更加网络化、信息传播局部权威化、社会实践普遍缺失化是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思想行为新特点,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理性平和心态培育是重大疫情防控期间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要从积极利用网络载体开展教育引导,切实做好学生的常态化交流沟通,着力发挥学生朋辈教育引导作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优化教育。     

中国的新闻可以更开放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一位网友问道:"以后中国的新闻会不会更开放一点,网络新闻更自由一点,让更多的网民朋友知道真相?"柳斌杰回答说:"没问题!"他强调,网络是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的阵地,特别是在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和谐党群关系视域下的网络政治谣言治理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网络政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网络政治谣言因其国际传播的即时性、传播路径的隐形性、"蝴蝶效应"的危害性而对党群关系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国际预期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前、国内公共危机事件应对处置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发展演变后等场域,极易产生、传播与复制网络政治谣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政治宣传的需要、国内社会矛盾频发中利益表达的需要、网络媒体新闻话语权争夺的感官刺激以及网民在负面情绪驱动下的非理性行为是造成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多维诱因,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形成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引发公共政治危机、阻碍党群良性互动等负面效应。对此,必须依靠政府治理系统——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增强社会的透明度;法律支持系统——健全网络法律规范,实现法治思维转变;信息管控系统——加强网络监控管理,构建谣言预警机制;公民意识系统——提升干群媒介素养,推动党群和谐互动等对策进行治理,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舆情热点的案例解析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新闻的快速发展,网络舆论在社会舆论形成和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总是显得特别热闹。"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网民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在网上,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     

试论网络群体事件参与者的主客体角色:转换与疏导

当前网络群体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事件参与者的主客体角色在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时时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在网络事件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作为信息受众者的参与客体,在接受事件信息发布者的源出信息后,以自己的判断对信息二次加工后以信息发布主体的角色,在网络中进一步推进信息的传播。作为信息源出主体的信息发布者,在接受二次加工的信息之后又以信息接受者的客体身份,再次通过网络传播被多次加工过的信息。这种网络参与主体与客体角色之间的多次交互转换,使得信息的传播已基本背离了事情的真相,这种已经谣言化的信息在网络的飞速推动下,往往会在以讹传讹中引发重大群体事件。     

新兴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机理与治理机制——以腾讯微信为例

微信作为社会化媒体的属性表现在:微信已成为网络主体获取时政新闻资讯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是网络主体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的重要媒介,已变成网络主体自我表达和公开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社会公共舆论和广大网民社区集群的重要阵地。应强化政府部门领导权威,职能部门进驻微信平台,实施微媒体、全媒体的整体布局战略,健全微媒体信息平台监管机制。网络服务商须发挥技术优势,综合运用网络防病毒技术手段、网络信息入侵、检疫和过滤系统,加强网络服务器管理,强化网络信息检疫、筛选和过滤力度,加强网络安全访问控制,构筑网络病毒防火墙,网络加密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强化微媒体的技术管控机制,加强网络防护技术的研发,依法推广其应用普及。应制定出台新兴社会化媒体的自律公约,充分融合网民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注重自律公约的便接受性,及其与网民生活的互嵌。强化制度建设和法律治理机制,整治和规范微信中的虚假信息和负面信息的传播,建立健全网络技术性法律法规。     

关于“中国梦”网络认同的思考

网络认同是基于技术网络的网民主体围绕着网络化生存目标,在网络互动过程中展开的身份识别、信息共享、价值趋同的建构性行为共识活动,并具备相应的特征。从规律、机制、社会的需要来看,建立"中国梦"网络认同有其必要性;从多样性、针对性、实效性来看,构建"中国梦"网络认同机制有诸多方法与策略。     

警惕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新动向

正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诋毁英雄、歪曲历史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娱乐化和自由化面具的伪装下,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传播,不露形迹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深入把握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新趋势,采取有效对策,是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课题。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趋势从传播主体上看,由知名人物向普通网民转变。过去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主体大多是拥有话语权、能影响其他人的知名人物。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知名人物垄断话语权的局面被打破,历史虚无主义传播主体向普通网民转变。     

社会公正视阈下的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在实现社会公正反对腐败的过程中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制度性反腐的重要补充,并在提高反腐败效率、匿名平等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覆盖人群有限,不实信息较多,"选择性"反腐等局限性也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完善其制度和法规的不足、提升网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拒绝"选择性"网络反腐,是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革命文化网络传播的价值、困境及对策

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宣传的"主阵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加强革命文化的网络传播。加强革命文化网络传播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然而,囿于革命文化和文化网络传播的特质,革命文化在网络传播过程中面临着革命文化网络传播主体权威被削弱、革命文化网络传播范式受挑战、革命文化网络传播受众个性化凸显和革命文化网络传播遭遇商业化侵蚀四个方面的困境。通过进一步加强革命文化网络传播队伍建设、创新革命文化网络传播范式、推动革命文化网络"分众化"传播、完善革命文化网络传播制度,能不断提升革命文化网络传播效果,彰显革命文化网络传播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大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新媒体信息推荐策略

青年大学生处于思想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探索提供满足青年大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新媒体信息资源策略可以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新的"保护罩"。在分析青年大学生信息需求特征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个性化推荐系统在青年大学生获取网络信息资源过程中可发挥的作用,为互联网平台构建面向青年大学生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提出设想和展望,并针对满足青年大学生信息需求的个性化系统构建提出参考策略。     

抗击疫情语境下的网络语言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击疫情中网络语言传播具有信息内容高度聚焦、信息来源错综复杂和语言风格大相径庭等特点。网络语言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正面的语言能给人以鼓励和信心,而消极负面的语言则可能制造恐慌和混乱,甚至会误导他人,危害社会。在抗击疫情的语境下,网络语言的传播要坚持"三要"原则,即要坚持真实性、要坚持纯洁性、要坚持合法性。这样才能在抗击疫情中维护健康、有序、纯洁、美好的网络语言环境,传播正能量。     

培育青年积极网络社会心态对策建议

塑造积极网络社会心态是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青年作为网络使用主体,是网络社会心态的重点研究对象。培育青年群体积极网络社会心态迫在眉睫,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健全网络监管制度机制,保障青年网络社会需求;发挥网络媒体作用,提高青年网络社会认知;融合线上线下心理教育,调适青年网络社会情绪;把握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引导青年实施网络利他社会行为;着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青年网络社会价值观和认同感。综合施策,全方位、多角度地培育青年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     

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应急防控的“五情”大数据分析

以疫情为核心,以医疗卫生专业机构、政府和民众为多元应对主体,以媒体为信息桥梁的全方位、多层次应对,是信息时代突发不明原因及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构建了疫情、医情、政情、民情和媒情为主的"五情"信息分析框架,通过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7日的网络大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期防控过程中"五情"的演化、互动与走势情况。在该分析时间段内,疫情信息演化可分为潜伏期、首次爆发期、首次平台波动期、二次爆发期和二次平台波动期等五个阶段,其中在前"四情"数据量中,疫情信息和医情信息总体水平较高。医卫机构和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无明显差异,且均高于民众反应;媒体对疫情的关注随疫情信息走势持续保持相对高位,网络大数据对不明原因或新发传染病防控具有一定的监测预警功能。针对类似不明原因和新发传染病,政府应重视"五情"大数据分析的监测预警作用,建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社会合作网络并尽早进一步加强有关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建设。     

网民问题:网络社会治理的切入点

中国正处于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十三五"规划、"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重要部署都指向了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网民作为网络社会中人的属性,与网络社会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社会对于网民问题的不同定位和差异解读会导致相应的网络社会治理逻辑和路径。对当下中国而言,有效的网络社会治理需要契合网民的生活样态,重视网民在网络生存中的内化与外化等问题,这是维护网络治理秩序和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关键切入点。     

信息化时代我国网络政治生态治理研究

信息化时代我国网络政治生态治理在政府、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舆情的引导能力不足、网络环境的监测机制不健全、网络事件的回应机制不畅通等;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守门人"角色缺失缺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严重、网络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混乱、网络信任愈加脆弱等;在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从单向信息获取到双向信息互动的迷茫、网络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盲思、网民政治参与的盲从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时代政府"管理"角色转换不到位、多元网络文化的冲击和网民知识素养的欠缺。破解这些网络政治生态治理中的问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众擎易举。在政府层面,要实现从"管控"向"管理"的转变;在社会层面,要做到自我规制与社会教化并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在个人层面,要克服"乌合之众"心理,做理性守法的网络公民。     

警惕网络谣言“抬头”

目前，我国反暴恐形势较为严峻，社会对此类信息都十分关注，但个别网民却大肆在网络传播有关谣言，引发利：会恐慌，严重影响了群众正常生活。     

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信息异化与化解策略

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信息异化现象。对我国社会安全,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深刻剖析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信息异化成因,从建立高效的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报告制度、加强信息收集与预警、发挥主流媒体的信息引导作用、健全互联网监管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技术监管工作、加强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和网络道德修养等方面进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