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与“不变”——以新冠疫情为例

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热点时刻"。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分化、个体意识结构严重失衡等场域困境,因此必须在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上与时俱进,主动应变。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理论根基不能变、实现社会共同价值引领的功能定位不能变、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认同路径不能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向度不能变。实践中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既创新求变,又以不变应万变,共同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掌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意识形态话语权方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牢牢掌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为有效处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保障。然而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西方敌对势力及网络媒体的挑战,因此从打赢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斗争、管控好网络媒体、加强外宣等方面掌控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风险源点。由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立足国家安全、政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价值所在。面对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来的技术逻辑下的权力风险、精准推荐下的算法风险、数据迷失下的价值风险,必须重视创新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提高能力以激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机制以打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和保障网,从而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权安全。     

突发公共事件视域下应急财税政策探究

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社会运行秩序造成的冲击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国家出台应急财税政策防范化解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危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2020年,我国运用一系列应急财税政策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任务的高效落实和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探讨我国现行应急财税体制现状、问题及其优化策略,对于高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十分必要。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大数据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复杂局面。意识形态治理既包括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进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失真与虚置,也包括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让非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在法治的限度之内,防止非主流意识形态极端化和相互妖魔化。意识形态治理应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提高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排除对意识形态治理的盲目性和主观性。防止意识形态治理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双重风险,使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引导力、震慑力和控制力。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全面提高救援处置和保障能力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也强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都能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上述有关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保障能力建设精神要求,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建设成就,结合各地自身实际情况对未来五年特别是2023年的风险防范和应急能力提升建设做出专门规划和部署。各地工作思路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的成因分析和对策建议——以余姚“菲特”台风灾害救助为切入点

网络对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进行围观,政府救灾不力、行为失当或者舆情应对失效,可能引发网络公共事件,造成社会风险。防范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要厘清其转化机制,掌握转化阶段特征;着力加强政府救灾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灾害信息发布机制,增强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改进官媒灾难报道方式,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同时完善网络监管,倡导网络自律。     

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立足总体国家安全事业发展高度,精准科学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构建"大安全格局"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治理体系,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更加鲜明、更为巩固。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是具有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功能的实践场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规训是公共空间中的一种规劝、告诫、矫正活动,具有现实的教育合理性,能够建构一种主客体双向对象化的效应场,实现有效的主体规训。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规训的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一种实体化形式,是对民众意识和观念的"主流化"形塑、对反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对民众主流意识形态的"场化",是人们朝着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目标不断靠近的精神运动过程,形成的主要机制包括同化—顺应机制、强制—服从机制、越轨—惩罚机制,实现的基本理路包括规训技术的施用、规范的期待与强化、规训资源的调配、规训与教化的统合。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生成机理及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表现为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的交叠共振,它们往往由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的技术性生成源于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架构特征,社会性生成则与网络社会的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境生态紧密关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既要进行技术创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物质基础,完善机制,提供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制度保障;也要进行人才队伍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力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代科学技术在应急监测预警中的应用

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人民安居乐业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全面加强了应急预案体系、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特别是以公...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国外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经验及其借鉴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责.必须要高度重视,谨慎对待.借鉴国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有利于我国建立和健全新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风险社会视域下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系统性、突发性、专业性、公共性、社会性、主观性、价值性等特征。农村社区加速转型和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区风险治理带来冲击和挑战。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应从公正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效率性等多个维度建构价值目标,从制度、主体、技术和文化四个维度建构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的完善路径,促进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协商治理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调适网络群体性事件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治理形式,它有助于预防事件的发生、遏制事件的升级甚至是消解事件的负面影响。它奉行民主治理的理念,以公共理性为价值取向,以公共协商为主要途径。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运作逻辑应遵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与演进规律,具体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式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协商式疏导、危机处置中的应急决策与协商式联动。当前,可通过建立多元化资源分配机制和增强弱势群体的资源利用能力等方式,矫正协商主体的不平等,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创造条件。     

突发公共事件后慈善基金组织参与研究

无论是自然灾害或是人为危机,有重大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直接拷问国家和政府、公众面对危机的能力。“非典”以后,我国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建立、应急法制的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政府并非万能,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和剧变性,如何引入更多的民间力量、尤其是慈善组织进行救灾、援助和灾后建设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