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论析

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必须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方向指引、组织带头和服务保障作用,找准农村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建设困境,进而凝聚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力量破解困境,从而实现农村文化繁荣兴盛、乡风文明焕发生机的新局面。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提高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水平的对策分析

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的有利途径,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必由之路。阐述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在发展基础、发展结构、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出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为支撑、以村民为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新途径。     

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应作好的几项工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我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明了前进方向。就宝坻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言，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邢台地区为例

良好的乡风文明是促进农村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础,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当前乡风文明在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如文化娱乐生活贫乏单调、农民教育薄弱、家庭伦理道德问题凸显、不良风气普遍盛行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村教育是关键,同时以传统文化为重要抓手,以家风建设为重要内容,以乡村治理为主要手段,树立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振兴。     

“总体布局”视阈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探论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是获得农民群众拥护与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经济上要组织领导农村经济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和实现共富;政治上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文化上要组织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上要化解农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农村;生态环境上要实现村容整洁,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夯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维护新疆稳定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党领导执政的基础。新疆尤其是南疆四地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基层组织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综合素质不高;农村基层组织中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整体脱贫困难大等。当前面对新疆"三期"叠加的严峻形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关系到南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实现,同时也关系到南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因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促进南疆社会稳定和发展,南疆的问题解决好了,新疆就稳定了。     

经济欠发达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与精神支撑,与新农村建设的其他方面内容密切相关。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经济落后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推进经济落后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必须强力强村富民,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提升农民素质,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意识;完善阵地设施,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硬件平台;创新方法载体,提升乡风文明建设的水平、实效;加强统筹协调,拓展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途径;强化制度建设,形成乡风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条件、途径

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实现形式多样化、发展不平衡以及村级集体经济总体实力下降等新的特点。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培养农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民的集体主义教育、盘活各种集体资产和资源、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新形势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要求。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集体经济发展途径,更是当前广大农村面临的现实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学理透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指的是农村文化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有别于城市文化,也有别于以往农村传统文化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其本质是推进农民的知识化、文明化、现代化,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道德境界。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与新农村建设的衔接与互动——以湖州市五四村为样本的分析

如何塑造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新组织、新党员、新农民,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合力?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目前的工作重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浙江省湖州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州模式"。而湖州市五四村充分发展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新一轮农村经济、政治发展的有效做法更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提升与功能实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拥有领导核心功能,利益综合、协调与表达功能以及政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功能。新时期,农村中出现的各种变化、变革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带来了挑战。权威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权威的树立并不意味着权威问题的永久解决,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村党组织必须关注农村社会各层面的变动,提升其功能发挥的效果,重塑自身的权威。     

发展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农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却存在诸多问题,针对我国农村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大力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目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调整对农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途径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与有效性初探

本文从社会结构、建设主体、建设资源、乡村文化四个维度,提出了一个乡村建设的尝试性分析框架。通过梳理我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特征,进而从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平衡性、行政管理事项强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建设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新中国的成立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分水岭,乡村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和农业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乡村建设的两次转折点,为乡村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更需要在国家资源、权力下沉与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资源配置逻辑与保障机制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和困境,深入阐述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资源配置逻辑,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劳动力非农转移、农民市民化进程;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地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适应城市资本下乡与农民财产性增收的现实需求;推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经营的有效衔接机制等优先发展的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