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社区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元治理理论认为,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唯一元治理主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为"一核多元","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居委会是关键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驻区单位是重要支撑、社区居民是坚实基础。这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依据元治理理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就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混合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上海市B小区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重要构成部分。经研究发现,商品动迁混合小区比单一类型小区在人员结构上更为复杂。基层居委会没有切实发挥自己的角色功能,导致基层社区治理呈现碎片化状态。社区碎片化主要表现在社区各治理主体的社区治理理念及社区参与形式方面。对此,笔者将从社区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信息三个方面提出实现有效治理的路径。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被引入到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实践领域。城市社区治理以其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合作化和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与互补化优势,逐渐成为当下推进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支撑,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在城市社区内塑造普遍信任、加强规范社会资本建设、发展参与网络,成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重大任务。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探索

加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在于服务各族群众、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是民族团结、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要完善以党政为中心、全社会参与的"共治"治理网络,增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整体性与协同性,进一步创新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治理思路。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路径

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当前,社区成为抵御和应对风险扰动冲击的前沿场域,社区的韧性治理既符合时代背景,也契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但韧性社区的建构面临碎片化、原子化、淡漠化和单一化困境,松散的社会空间中如何找到一个主体和信念能迅速将社区主体集合起来,党建引领便成了关键载体。应以党组织具有的组织统筹、信任枢纽、嵌入动员和领导示范的优势破解韧性治理困境,通过多向度统筹挖掘社区资源,保障资源冗余性;搭建社区的沟通枢纽,增进内部信任;充分发挥嵌入和动员功能,保障社区组织力;领导和培育社区中多元主体,塑造共同体精神。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统一战线融入城乡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湖北省基层统战工作为例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地方党委必须重视加强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从本质属性看,外延更"广"的统一战线更加契合城乡社区治理的新理念、新要求;从目标指向看,领域更"宽"的统一战线更易拓展城乡社区治理的新视野、新功能;从工作模式看,方式更"活"的统一战线更能营造城乡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形成良好风尚。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帮助破解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各种难题,是统一战线适应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担当作为的新任务新要求。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化的单位管理体制逐渐被开放的社区制所取代。社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化治理模式和"大众化"治理模式,抑制了社区活力,造成了民主参与和治理绩效的双重失效。为此,C市K区通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内生社区社工和外引机构社工,推动了社区治理由行政化转向社会化,"大众化"转向专业化。如果说行政化治理模式是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服务体系,"大众化"治理模式是居民分化、非均衡的自利性参与式治理,那么,社会化治理模式则是横向共治、政府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专业化治理模式则是组织化、均衡与常态化的公共性治理。由此观之,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是社区善治之道。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思考

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多种社会力量相互碰撞,使得城市社区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和群体化,但反观现有的解决社区矛盾的方式却显得苍白无力。笔者试图通过提出培养"社区精神",打造共同生活体;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精准定位政府职责;构建协调层—裁决层—诉讼层分层解纷机制,完善社区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健全社会组织,发挥其协同作用;健全法律法规,将具有时代新特征的社区矛盾纠纷归入社会法律控制体系,从而完善社区治理。     

城市封闭社区的改革与治理

封闭社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中国则已经成为普遍的居住形式。它不仅创造了人类居住的物理空间,也生产出新的社会治理空间。从产生的背景来看,现代封闭社区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全球化的传播"和"封闭居住的历史传统"相关。"后权威主义"的政治驱动、"消费俱乐部"的经济驱动、"寻求安全隔离"的社会驱动成为封闭社区"乌托邦理想"的三种主流解释。尽管如此,封闭社区展现出"产权内部化挑战城市基层政治、消费俱乐部产生经济悖论、安全隔离带来城市隔离"等"私托邦"效应。这些抽象的解释还需要实证化的检验,通过系统化和过程化的解释,把握封闭社区特有的生产与治理逻辑。社区改变中国,封闭社区具有糅合"个益、共益和公益"的复杂性,要充分预估封闭社区的能量与效应,为未来的改革与治理做好准备。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