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思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当前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土地资源存在错配状况以及农村资金净流出且存量不足,亟需注入优质城市要素以激发乡村活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挖掘了新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未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要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处理好“四对关系”,重点是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小城镇为着力点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对当前农村基层政治信任构建滞后的思考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信任构建的滞后性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直接导致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影响到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也不利于农村法治秩序的建构,并对乡村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农村基层政治信任的构建,是新时期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前,我们需要着力构建乡村和谐的政治关系;正确处理好各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积极推进农民的政治参与;教育干部进一步树立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使干群关系逐渐走向和谐,从而夯实农村基层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探索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城乡关系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任务的变化,经历了依托农村夺取城市政权、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与统筹城乡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四个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发展之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社会公平与发展效率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城乡关系百年探索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在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内生逻辑与提升路径

农村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乡村振兴,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以及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坚持党的领导题中应有之义,是党的理论、历史、现实的内在要求。尽管党的基层组织历经了脱贫攻坚的锤炼,但引领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组织的治理能力不足、队伍活力不够、主体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为此要通过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党组织组织力、完善考核机制、加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党建引领效能,有效地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建美丽乡村,现实乡村振兴。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乡镇政府能力窥探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全新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思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目标取向是由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和谐、农村居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秩序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一目标对我国乡镇政府能力提出了挑战,促使我国乡镇政府加强能力建设。为了提升我国乡镇政府能力,应着力做到创新乡镇政府的管理理念;理顺体制,健全乡镇政府权能;建立乡镇政府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乡镇居民的良性互动关系;努力推进乡镇的民主化进程。     

从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制度性重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是通过改革隔绝城乡、阻碍要素合理配置的二元体制,使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从单向流动转变为平等互动。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在赋予乡村的发展权利、确保农民的市民权利、实现市民的乡村权利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促进城乡融合的突破口。     

扬州民进的乡村情缘

正"农民生活垃圾如何处置?农村雨污分流管网建设现状如何?对农村水环境治理有哪些困惑和建议?"2019年10月,民进扬州市委会"整治农村水源污染,助力乡村振兴"专题调研组赴扬州市瓜洲镇开展深入调研。多年来,从"三下乡"到"振兴乡村",扬州民进服务乡村始终如一;从"帮贫问苦"到"文化惠民",扬州民进服务乡村多姿多彩;从"美丽宜居"到"和谐法治",扬州民进服务乡村不遗余力。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优势互补、互促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破解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全面促进乡村振兴

基层党组织是引领乡村振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组织振兴,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街村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引领,充分调动当地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积极性,走出了一条从"保姆式管理"到"全面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成功典范,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借鉴。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困境与路径

城市与乡村既是空间镶嵌且功能互补的"发展共同体",又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格局的"生命共同体"。当前,在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化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上,由城乡"非绿色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集中式生态病症,已成为我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出短板。绿色发展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生逻辑,也深刻蕴含着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共进逻辑。因此,在城乡融合时代,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型—绿色化"集成道路,对于协同实现城乡"绿色变革"、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山东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滨城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不是孤立地发展乡村,而通过融合机制的选择,推动城市和乡村同时发展,达到城乡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目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作,需要多方面着手、多角度努力。基于此,分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探索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农村社会治安面临的难题与对策

农村社会治安对构建和谐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农村社会治安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在某些地区成为农民最不满意的问题,甚至到了"养狗却要人看"的地步。治安环境的复杂化,管理主体单一化与单一主体的贫困化,以及管理机制的缺陷是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源。改善农村社会治安应该从改革府际关系、城乡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入手。     

枣庄市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从统筹城乡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也是对国家一系列三农工作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枣庄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点,针对本地的实际,提出枣庄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与工作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民营涉农企业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其应对

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从系统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和谐、宜居的新农村。农村地区"产兴业旺"、农业产业现代化升级、农民脱贫增收和县域稳定治理离不开民营涉农企业的蓬勃发展。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行业多家民营涉农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营涉农企业在自身禀赋与外部环境影响下仍面临若干风险因素,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以优化政府公共政策供给方式防范和化解民营涉农企业所面临诸多风险的具体对策措施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在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同时,仍存在产业链条较短和融合程度较低、新型经营主体缺失和融合可持续较差、金融支持不足和融合规模有限、资源整合不够和融合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致使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以重构乡村产业链条打造产业融合体系、以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促进产业可持续融合、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扩大产业融合规模以及以提升村庄资源整合能力构建产业融合长效机制的优化路径,才能真正达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目标。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形势下国家为改变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落后、乡风文明衰落、乡村治理失序等问题,仅靠政府解决农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会导致实践的有效性不足,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共建共治。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可以充当有力的助手角色。把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实现社会资本成功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应从拓展乡村社会网络、完善乡村社会规范和重塑乡村社会信任三个维度来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1]。     

经济全球化变局中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逻辑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三农”稳定社会民生、强化国家战略定力、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自身经济社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减轻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冲击，有利于自身和平崛起，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特殊的世界意义；完善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全面领导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政治保障，不但为乡村建设凝聚社会合力，且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