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刑法的渊源与罪刑法定原则

为填补我国研究南非刑法乃至非洲刑法的空白,本文初步论述了南非刑法的历史渊源、效力渊源和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认真对待习惯法——以罪刑法定论视野进行观察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排斥习惯法的适用。然而司法实践中，习惯法却大量地被援引和适用。理论与实践间的落差，实际上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今面临的困境，因而我们不得不重新从根本意义上来思考罪刑法定原则及其与习惯法的关系。实际上，在后现代语境中，习惯法不应当被一味的排斥，而是应当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立法间接渊源而认真对待。     

刑法法源论纲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法规原则上必须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 ,如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等 ,但从法律渊源理论出发 ,不得不认为刑法也有直接法源与间接法源之分 ,本文主张我国刑法的直接法源有法律、国际条约、行政法规以及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间接法源有习惯、学说、条理与判例。     

对"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反思

通常人们认为97<刑法>已经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确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声音.97<刑法>的双向规定确实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偏离.同时,只有剔除当前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刑事法治.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对刑法三原则的理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法的基本原则乃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了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一、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但该原则的思想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     

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探微

中国古代刑法有多处可以考证确实存在着罪刑法定,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后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代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还是和谐统一 ,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终极追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的论述 ,提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指出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中的偏差并不等于该政策本身违背刑法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