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和走向——基于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经验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治理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通常是彼此割裂的.西柏坡会议确定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基于政治优先、资源集聚等优势,城市不但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机制,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治理高地.20世纪80年代市领导县体制实施以后,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市域治理时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完善,作为城市治理到区域治理中间环节的市域治理成为消除城乡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的核心环节;同时,城市治理机制的区域扩散表明,城市、市域、区域治理并不截然分离,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区域治理现代化,从而实现城市治理、市域治理、区域治理的目标一致.     

美国城市治理结构的模式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制度安排不仅可以左右经济发展,而且能影响治理能力,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城市治理结构。美国城市治理结构自19世纪中叶至今经历了三波大调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试图在大都市建立统一集权的城市政府,形成了单中心治理模式;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主要着力于引入市场机制以迫使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多中心治理模式得以成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波改革旨在促成政府机关、营利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体公民的合作,网络化治理模式由此问世。不难发现,无论是依靠单一集权的城市政府、还是建立类市场的政府竞争都无法有效治理城市。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参与建立起灵活多样的合作网络,是完善城市治理结构的必然之举。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在认真总结我国社区治理基本经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重塑社区组织结构、构建大社区整体性治理体制、大力发展社区“两新”组织、打造社区公共文化等方面提出了破解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对策性路径.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城市蔓延视角下的农村治理:抵制与突围

在历史上,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分离造成了各自不同的治理形态,而工业化的冲击又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城市蔓延吞噬了乡村治理的空间,也使城市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单边治理遭遇合法性危机,区域性治理的困境于是成为困扰城市和乡村治理的共同问题。在城市政府领导农村政府的现有体制下,城市蔓延过程中必须倡导共同治理,既要确保城市、农村的权力均衡,更要确认城乡共同发展的权利。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主导与协作:多元视角下的城市治理探析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我国的城市治理带来了环境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需求多样化的挑战.城市治理理论能够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提供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城市治理中综合考虑各方利益需求,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私营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积极参与的城市治理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责任共担,共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良性发展.对治理主体关系的重新调整,将政府单兵、单边行动转向重视吸收市场力量、公众资源,将行政治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取向,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不同主体职能的进与退,构建起促进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主导协作关系.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浅析——从治理主体利益定位的角度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城市治理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体系结构,在城市治理的环境中,政府与其他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通过确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整合不同的利益关系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     

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子系统的完善,更是城市繁荣、地区发展的战略性建构。南京作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在"两个率先"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较早开始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效。进一步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要搭建"一核多元"的市域治理体系;压缩层级,服务前移,建立平台化服务体系;组建基层治理委员会,优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强化依法治市理念,把城市管理引上法治执道;多种方法并用,注重采取市场手段和"软法"。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的方方面面。而我国当前城市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城市治理基本单元的重要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还是城市治理中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在城市治理中找准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治理：研究发展、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正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地方治理的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地方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社区化中基层政权能力建设；在城市基层政权方面，地方治理表现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城市群与区域发展需求将协同治理提升到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治理必然是在农村、城市及其二者关系的变革中前行，这是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政策工具。     

参与式治理: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治理转型研究

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深刻影响着人类发展,而与之相伴生的城市治理地位也显得愈发重要。随着城市化即将进入后城市化时代,我国传统的行政主导式的城市治理愈发不能满足新趋势的需要,这使得城市治理的路径创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文章立足于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参与式治理理论,并借鉴国外城市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的城市治理转型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作为城市治理中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内在保证,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必然选择和手段。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对此,文章拟从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内涵、意义、存在问题和对策等几个方面,对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加以论述。     

整体性治理:中国城市治理形态的逻辑转型及其实践反思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城市治理在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社会身份区隔、文化分异与阶层壁垒等现实问题,陷入道德性困境。作为一项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治理术,整体性治理基于社会系统的视角,从价值选择、行动逻辑、制度设计、空间秩序等方面重塑了城市的权力分布结构和空间形态,进而有利于导向城市社会的团结和社会整合,彰显出整体性治理的价值禀赋。不容忽视的是,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整体性治理仍存在诸多的实践局限。如何在新的城市空间秩序深刻变革的新时代里发展和完善,是整体性治理不得不面临的重要挑战。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犹如社会的细胞,所以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微观基础,而社区治理是实现社区和谐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综述,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社区,如何合理选择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以期使和谐社区成为和谐社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