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伴我成长

正"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都说养儿能防老……"崔京浩的一曲《父亲》唱哭无数家庭和儿女,也唱出了无数儿女对父母的思念,唱出了无数儿女感恩父母的心声。上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亲响应党的"屯垦戍边,建设新疆"的号召,转业进疆,成为一名开发建设新疆的拓荒者。当过班长,干过排     

《共产党员》代代传

初识《共产党员》杂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父亲在乡镇煤矿背煤。但他是个读书人,每天下班从煤矿回家,就喜欢在昏暗的灯下看书。记得当时父亲常常往家里带的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员》。     

电影《自有后来人》创作始末

<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部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放映后好评如潮,后来被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唱遍全国。然而,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红灯记》的原作者是谁?而当年每次演出都说是"集体创作"。随着历史的烟尘渐渐散去,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在渐渐浮出水面。上世纪50年代末,铁道兵农垦局所属850农场接纳了包括吴祖光、艾青、沈默君等文化名人。沈默君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的电影作品《南征北战》、《渡江侦     

父亲李维民谍战哈尔滨

<正>2008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期间,我的心情总是随着剧情跌宕起伏。作为一个特殊观众,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剧中那个"白天讲《醉翁亭记》,晚上飞檐走壁"的地下党员王一民,是根据我的父亲李维民在哈尔滨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创作的,而"王一民"是父亲诸多化名中的一个。前些年,我经常去哈尔滨、吉林等地,根据父亲当年的口述,到他生     

从读者作者到编者

正如果把人生的每次相遇都归于缘分,我与"党的教育"结缘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我从读者、作者到编者,一路走来,从内心深处感受着她的温暖亲切、严谨求实和博大精深。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常带回一些报刊学习,其中就有《党的教育》,当时是32开本的小册子。封面上"党的教育"几个字特别醒目,每次看到我都急切地想看看其中的内容。印象中,那时《党的教育》的文章都比较短小,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插图形象。听父亲说,《党的教育》是作为党员提高思想觉悟的学习资料,而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我常被其中的一些小故事所吸引,从     

提包里的秘密

上世纪60年代，我还小，与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在农村，只有父亲在8里地以外的信用社上班。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来往于家与信用社之间，风雨无阻。     

我的旧书情结

<正>上世纪70年代,我从近海的外婆家转到贵州山区一个号称"省尾"的小镇上小学。当时父亲在那里管理一个物资转运站,仓库中临时储存着大量附近供销社收购来的农林产品、破铜烂铁、废旧书报。由于初到小镇没有多少玩伴,到废旧书报库房看书便成了我最喜欢做的事。只要是故事书我都会搜来读,《红旗飘飘》丛刊、《钢铁是怎样炼成     

我的老父亲

正"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每次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起我的父亲。今年81岁的父亲名叫邵应方,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老家甘肃庄浪县来到团场成为一名连队职工,先后在连队基建班、浇水班、炊事班、林管班岗位工作。父亲身材魁梧,坦诚淳朴,脾气倔强,是个热心肠的人。从我记事时起,父亲的同事都称呼父亲"老邵"。上世纪六十年代,连队生活物质极度匮乏。     

编辑炕头吃酸粥

正在几十年的新闻宣传工作生涯中,我结识了区内外许许多多新闻出版界的领导和记者、编辑同仁,其中不少成为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原党的教育杂志社农村版主任何福来就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巴彦淖尔报社担任驻乌拉特前旗记者站记者,是《党的教育》杂志的通讯员。一天,一位身材敦实、略显秃顶、操着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来到乌拉特前旗西山咀镇我的住所,自报家门说他叫何福来,是党的教育杂志社的编辑,专程来找我谈谈如何给《党的教育》写稿的问     

王元化:官本位现象太严重了

赵兰英在《文汇报》上撰文说,王元化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常常会表达对于许多"身边事"的忧虑。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忧心地对我说道:"兰英啊,你看这像什么话。有两个小学生,原来关系好     

《回望》

正凭借《繁花》摘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作家金宇澄推出新作《回望》,该书采用了3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分别回忆了他父亲的特工生涯,以及母亲以大量旧照所展示的"时光之变"。"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历史塑人,既在外表,也在内心。作者的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上海谍报团"成员,这个坚持抗战的中共地下组织因受东京佐尔格小组的牵连被日本特务机关破获。在作者笔     

爷爷的样子

<正>爷爷生于上世纪20年代,一生都生活在小县城。他去世时,我还未出生,因而我与他竟是一面也未见着。爷爷育有八子,六儿二女,虽说我没见过爷爷,但叔叔伯伯姑姑和父亲的一言一行,却清晰地勾勒出了爷爷的样子。六叔常说,吃亏是福。六叔自小跟随爷爷卖菜。遇到爱讨便宜的客人,待上完秤定了价,必定要多抓一把青菜、多拿两个土豆。爷爷对此总是笑脸相迎,有时还会多赠几棵青葱、几块姜。年幼的六叔问爷爷,为何总让这样的人占咱们便宜。爷爷说:"吃亏是福,吃亏是福!"后来,六叔凭着爷爷教的生意经,做起     

黄立清与“红宝书”

正上世纪60年代初,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我的父亲黄立清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也在不断摸索如何让全区部队干部战士更好、更方便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有效方法。父亲有个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不管白天工作多忙多累,晚上一定要阅读当天的报纸。这期间他发现,《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每天报纸头版右上角的报眼位置上都要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语录。这些语     

回忆与祝愿

我谨代表在座的扣年代末到m年代初在《前线》工作过的老同志，衷心祝贺《前线》恢复刊名5周年。我是1959年4月到《前线》工作的，1961年2月就离开了，时间不到两年。这两年，我还做了些别的事（如编教材），真正做编辑工作并不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在邓拓同志领导下，和编辑部肖远烈等老同志同心合作，学有长进，收获还是很大的。借此机会，我想简单地回忆一下邓拓同志在《前线》编辑工作中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它给予我的启发和教育是终生难忘的。在领导思想上，邓拓同志总是认真体会中央的精神，坚定地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到…     

从聂荣臻身上学习被批评的态度

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写到一个细节: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彭德怀、陈毅同志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散会了,几位同志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     

父亲的秦腔

正父亲喜爱秦腔,父亲对秦腔刻骨铭心地喜爱不是我用简单的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我还小的时候,是父亲在贫瘠的黄土地上让我倾听秦腔,让我在秦腔的声调氛围中感受人类心灵的某种律动。那时家里只有一台小收音机,父亲领着我放羊,或者干别的农活,总是带着这台小收音机。他给我最初的讲述是《辕门斩子》《周仁回府》之类的故事。我隐约记得还是公社的时候,常常有戏班来唱大戏,在一声声或粗放或柔弱的叫喊声里,我渐渐从父亲     

李清泉在《北京文学》的日子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些难忘的人和事。延安鲁艺时期的老干部、老编辑家、文学评论家李清泉在《北京文学》工作的那两年,便属于我的难忘之列。上世纪70年代末,     

白色恐怖中的红色资本家

作为观众,您大概很喜爱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您也许还记得它们的故事情节和主要演员,但您知道拍摄这些电影的后台老板是谁吗?作为读者,您一定曾被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文章所感动,甚至能背诵下其中的名言,但您了解方志敏的亲笔文稿当年是转到谁的手上后,特地在银行租了保险箱才被保存下来的吗?您清楚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又是由于谁提供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情报才取得胜利的吗?……这个无名英雄就是20年代在上海曾被共产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的蔡叔厚,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忍辱负重,出生入死地扮演"老板"、"大资本家"的角色,是个为     

温馨和谐的“党员之家”

最初结识《支部生活》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记得我是在姑姑家最早看到《支部生活》的，因为姑夫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我还把姑夫读过的十几册旧《支部生活》带回家阅读，至今这些老期刊我仍珍藏着。     

私企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党的支持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在《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长大的。父亲和三位兄长都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