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路径探析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运行的主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对整个国家协商治理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为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健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必须坚持以人民政协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不断丰富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形式,优化人民政协界别结构构成,强化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及政协委员对话协商机制等措施,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性追求与制度化路径

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一种制度化探索,承载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基层自治,建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以及优化公众参与机制等时代使命。在社会内部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体现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性追求。然而,实践中多重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的运行张力,也导致了基层协商民主共治机制乏力、可持续性发展受阻、运行目标偏离以及社会主体性力量凸显不足等问题,亟待在更高层次上加以系统谋划,实现制度化运行。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协商驱动的统合机制,完善协商运行的共治架构,革新协商实践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使基层协商民主的多重参与主体和多重制度逻辑能够协同发力,进而实现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对协商民主实践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在协商主体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明确人民的协商主体地位、培育协商主体的协商精神、规范协商主体的协商行为,有助于提升协商主体的价值共识;在协商治理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为协商治理注入更多价值理性、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协商治理的效能;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创新协商民主认知理念、坚定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协商民主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显著优势探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性民主,具有自身独特的显著优势。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观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弘扬中华民族"和"文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科学决策、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国民素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特色鲜明的显著优势。探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显著优势,不仅能够彰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也有利于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协商民主功能及优化研究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指向、价值标准和实现途径方面与国家治理存在着高度契合,协商民主内在地改进决策质量、增进价值认同和巩固领导地位的功能,对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协商主体与协商体系构成中存在的失衡性以及协商民主在具体实践中的局限性等问题,应以扩大协商主体、优化体系结构、丰富协商渠道为手段,实现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农民组织化:农村协商民主治理优化的社会基础

发展农村协商民主既是对以往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是消除目前农村治理危机的重要途径。当前,农村协商民主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农民的低组织状态,由此导致农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不足。因此,提升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奠定农村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能,从而优化农村协商民主治理机制。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对治理权力配置的规范、治理组织架构的规范、治理运行程序的规范等形塑了政党合作治理新范式、民主治理新范式、协商治理新范式。在国家治理层面,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确保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国家、政党、社会”多元共治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推动构建有效表达、协商、决策、监督的多元治理平台,推动构建人民至上、高效决策、高效履职的协商民主治理格局等显著优势。今后,要重点强化理论研究与舆论引导树立制度自信,优化权力配置及强化主体建设,健全深入社会基层的组织平台,完善各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履职程序等,促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更好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论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发挥的协商治理意义上的建设性民主监督,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特色,而且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作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既彰显了统一战线鲜明的政治性特色,也凸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一致性特色,还体现了协商民主广泛的包容性特色。同时,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化发展具有一系列突出的功能优势,既具有增进政治共识的政治优势,也能够发挥协同合作的治理优势,还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彰显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和功能优势,就需要基于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政治效能,依托专门协商机构提升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治理效能,聚焦人民群众福祉精准调研协商,提高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效性。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协商式监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民主实质,注重实效原则。     

协商与治理的话语重构

历史和文化对协商和治理的影响不言而喻。西方协商民主及治理是公共协商发展及公共治理的高级阶段,不过也仅仅是众多协商和治理形式中的一种。协商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能够为西方协商民主以及治理研究提供不同的样本和经验启示。国家产生就伴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礼法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模式,遵循以"天道"规范"人道"的原则,天对王权的约束和对政府的监督与为它的辩护同时并存,协商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必然方式。先秦时期的氏族民主,之后的朝会和集议制度、顾问和幕僚制度、谏官和封驳制度等是中国古代协商治国的重要形式。治理与协商的理论重构,必须改变以意识形态引导学术研究的范式,代之以逻辑的精神和扎实、严谨的治学学风。     

叶小文 张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

<正>第一,协商民主是一种法治民主,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协商民主的优势在于制度力量和程序设计,是对公权力进行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程序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     

人民政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和路径优化——以武汉市政协“一线协商·共同缔造”实践为例

<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这一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人民政协有着独特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政协基层协商：人民政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切入点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障和重要动力。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一步来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源于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种错误认识。我们应当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的协商民主文化、深入协商民主实践、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这三方面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精准扶贫

<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治理的一个创新点,它为精准扶贫问题的解决搭建了新路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效能的良好发挥能够促进精准扶贫问题的解决。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主要作用是维护和保障村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协商民主实现形态与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现实地位和丰富的实现形式,有效地承接了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需要,这对于培育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土壤,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渠道和夯实社会稳定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必须坚持协商民主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并举,不断巩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调发展的制度优势,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层协商民主的系统构建与有效运行——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与扩散

协商民主在国内外都受到普遍关注,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的实践都存在诸多问题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挑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于2005年开始进行"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探索性实践,构建出协商民主的系统性制度,并得到了有效的运行。其系统性在于形成了从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到议的效力的闭合"四环节"。这一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有效运行来自于融合多元价值观、得到政府与公众支持和有效嵌入其他制度等诸种条件的聚合。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基层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方案",也为全球治理与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的新方案。     

浅谈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赣、浙两省个案的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020年4月,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充分发挥履职职能,需要推进社会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江西"有事先商量"和浙江"圆桌会·请你来协商"是两地关于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从对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是通过向基层引入协商理念、建立协商机制、输入协商资源三种途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此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人民政协通过一定的渠道途径发挥职能作用,对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