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首倡“思想解放”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     

跃动的“五四”之光——参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纪念馆是依托北京大学“红楼”建立的一座革命旧址纪念馆。北大“红楼”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重要活动也在这里举行，它见证了近代中国的风雨历程。     

梁启超论“公德”与“私德”

近代文人梁启超对民族道德伦理思想方面进行过深入思考，他写下的《论公德》和《论私德》体现了对于道德的新见解。这些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式民主”要有自己的民主话语权———关于民主话语权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确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民主话语权争议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中国式民主”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民族、文化传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检验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形式好坏的标准是政党执政的实践。建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要从西方民主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二要加强舆论引导能力。三要加强“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和宣传，四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巴拉圭“决斗”亲历记

2007年3月15日，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罗克罗酒店宴会厅里，热闹非凡。这天酒会的主人是中国女商人程明．她在亚松森开办了日用品批发超市，酒会是程明对客户的答谢会。     

论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是一次重新寻找民族自强道路的爱国运动 ;是一次呼唤“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 ;是一次高举民主、科学这两面大旗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 ;是一次力图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与世界潮流接轨 ,实现“人”的近代化的运动。     

封建不是专制

封建专制已经成为一个形容专制、愚昧、腐败的制度及其社会现象、价值观念的固有名词。人们也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封建专制”。 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告别革命”论的研究现状述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关于"告别革命"的广泛讨论,主要集中于革命和改良的概念、革命与改良或改革的关系、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判、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研究方式问题、新世纪要不要"告别革命"等方面。但对近代革命概念的变化缺少相应细化研究,对当代是否"告别革命"作出欠缺超越历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及其历史启示

2005年连战先生中国大陆"破冰之旅",2008年马英九先生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4月胡锦涛、萧万长博鳌论坛历史性会见,以及6月国民党现任主席吴伯雄的即将访华,不仅打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历史上长达60多年的僵局,激发了海内外对两大政党未来关系走向的浓厚兴趣,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两大政党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始终是左右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1]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而当时国共两党"一国两制"式的特殊合作方式,则是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课题,其中不乏历史启示,尤其对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问题加以探讨,以有所贡献于海峡两岸统一大业。     

梁启超“群”概念中的精英性

“群”这一概念在近代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由于学界惯用日语转译的“社会”来比附中国近代语境中的“群”,以“社会学”来定义“群学”,使得梁启超常谈到的“群”也多被简化为“社会”、“全民”、“国族”等。本文试通过对近代“群学”的分析和对梁氏著作、生平的解读,尝试挖掘粱启超“群”概念的另一面,以期探讨此问题研究中日本式路径的疏漏,从而展现梁氏思想的复杂性。     

寓教于“信”——《梁启超家书》选摘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维新派代表人物，深度参与了中国从封建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他和康有为、严复等人的著作与思想，让中国思想界从原来一池死水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马君武对“西学东渐”贡献的再钩沉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从"西学东渐"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君武先生在引进与传播西方女权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自由学说以及民主共和学说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对于近代中国在政治理论上的"西学东渐",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启蒙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印尼为何蔑称中国为“支那”

苏西洛签署决定书后，印尼40多年来对中国和华人的歧视称呼将一去不复返了。印尼总统苏西洛日前签署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正式废除1967年第6号通告，把“支那”（cina）改称“中华”。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从“中国梦”的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对道路的五次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试析“纲要”课程教学如何把握中国道路的探索主线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围绕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并将"中国道路的探索"作为教学主线的。因此,站在世界历史的视野关注近代以来中国道路探索的历程,需要打破现有的教材结构,将一百多年的历史按照大学生已有熟悉的经验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探索阶段、初见成效及经历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阶段、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阶段。同时,需要将中国道路的探索放到世界不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视域下去比较研究。     

专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成功地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也成功地实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建设中，“以人为本”（人本）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本”，“和谐社会”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中”，“解放思想”与“经权之道”等都有着紧密联系，都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继承与吸收。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重视研究、吸取、融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     

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本刊特约记者专访史学专家王奇生教授

2011年10月10日，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革命”这个词汇，在中国近代百年史中是一个神圣的符码，可以说，近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而辛亥革命就是提纲挈领的扉页。     

“李约瑟难题”另读另解

＂李约瑟难题＂可另读另解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导致经过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这对当代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警示：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     

近代铜元叠压版成因试析

我国近代铜元的铸造及流通始于1900年,止于1949年,流通行使约半个世纪。其铸额巨大,流通极广。机制铜元为我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的一重大课题。本文仅就近代铜元叠压的成因,从“同纹叠压”,“异纹叠压”等方面进行了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