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官僚体制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比较分析

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他们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传统官僚体制是“物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物本主义”价值观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是“人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趋向：管理与治理的统一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作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认识并超越官僚制组织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组织模式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因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它在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僚制的弊病也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企图彻底废除官僚制。但到头来,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对官僚制进行改革的角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提出了实质性超越建议。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变迁及现实意义

一、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变迁人类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更替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这同样也引起了公共管理模式的不断演化。我们可以从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变革过程中清晰发现这一点。1、现代官僚制理论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否定以忠于人为内核的传统官僚制基础上,建立了以忠于物(组织与制度)为要旨的现代等级官僚制模式,对当时的公共行政理论产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突破官僚制”的行政改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行政范式。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经济、效率、效能的片面追求,使得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公共行政应有的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了。它在肯定新公共管理理论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努力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指向、顺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当代公共行政的民主范式

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的传统范式———官僚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战之后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发生了较大变革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主导开始取代议会至上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相互分离之后 ,在当代又呈现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趋势。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 ,也呼唤着民主制行政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 ,民主制行政的基本构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服务机制。     

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官僚制寿终正寝的结果,而在中国,实际情况是还没有真正的官僚制,科层制并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优势,本文并不反对把"新公共管理"应用到中国政府的改革中来,但却提醒大家在用"新公共管理"改造中国政府的时候,不要盲目崇拜"新公共管理"理论,把它当做救世良药,就我国目前形势来看还要充分发挥官僚制的优势.     

官僚制的弊端与创新——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思考

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西方文官制度中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因此,西方各国掀起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浪潮,摒弃官僚制,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中西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但由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现代公共组织效率析论

对“效率”的追求是现代管理思想的源泉。而公共行政理论在产生之初便借鉴了企业组织对效率的追求。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行政改革的浪潮,原有的官僚制体系和“效率”价值取向受到挑战,这与这一追求本身的缺陷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从纵向分析了公共组织效率论的演变,并尝试探讨其反映的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思考。     

对新西兰“整体政府”改革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新西兰模式成为其中的典范。然而,传统官僚体制中政府部门碎片化问题在改革中日益扩散和放大。21世纪以来,新西兰实施了整体政府的改革战略,从而有效克服了这一制度缺陷,初步实现了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Management)向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治理范式的转换。整体政府是应对新公共管理治理危机的矫治和调试,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继承。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领导与行政：公共管理者的角色与技能新探

行政活动是传统管理学研究的重心，而在后工业社会研究领导行为尤为必要，因此在理论上甄别“领导”与“行政”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方兴未艾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推动下。21世纪的政府将建立在后官僚制基础上，公共管理者的由此将获致领导者的角色并需要掌握新的行政技能。     

试论公共行政理论的范式变迁

本文从研究对象和价值诉求两个维度出发,对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解读。并系统地探讨了官僚制行政、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等四个范式的主要观点和思想。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视角并不统一，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成果来回顾这一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旨在厘清混沌、深化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学科式类型化能够凸显表象背后的理论价值，就对理想型官僚体制的批评和反思而言，后现代哲学、政策分析以及公共管理学等视角是公共行政学演进的最新成果。每一个学科视角在研究路径、兴趣焦点、学术事件、核心思想与学术贡献等方面存有各自的回答，尤其是多元的研究方法，即解构哲学、角色互动理论和新管理主义，使得对同一议题的争论呈现不同特色。基于学科最新知识的批判性研究，在不断修正理性官僚制局限的基础上，深化了社会科学对基本组织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为体察和审视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现实条件下官僚制理论的理性回归

官僚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和理论的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诸如以新公共管理运动取代官僚制等等已有所见。因而,试图重新审视韦伯倡导的官僚制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官僚制进行重新解析,以澄清人们对于官僚制的片面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