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2011年中东剧变后,部分政权更替国家相继启动从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然而,中东政治转型至今依然步履艰难,"民主化"失败迹象明显。其根源在于民主药方与中东地区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错位: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民主化"不仅难以实现彻底变革的诉求,反而会使其偏离变革方向;阿拉伯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但分权制衡只会导致中央权威弱化;政治制度变革脱离中东地区国家国情,最终引发水土不服。在可见的未来,中东政治转型仍将曲折前行。     

浅析韩国的政治民主化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来，韩国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掌握政权。直到80年代末，韩国最终实现了权威主义政治向现代民主化政治的转型。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孕育了民主政治文化，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威权政体内在价值的缺失及其合法性日渐衰退；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威权政体丧失了外部支持。韩国政治转型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必须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     

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政治转型研究

公民社会在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拉美政治左转的思想高地;天主教会仍是最能影响和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在历次政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在"还政于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土著人组织通过其政治参与使国家政权更具包容性,民主参与机制更为广泛,是拉美政治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之一;社会运动、妇女、学生等其他弱势群体也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推动者。此外,公民社会还包括个人和家庭等社会细胞,其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拉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社会基础。     

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北大核心CSSCI

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国家构建与政治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不仅要解决权力结构体系的"去苏联化"和本土化问题,还要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权的世俗化等诸多问题。独立与转型20余年来,中亚五国在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本国发展状况的权力结构体系和政治系统。但由于多数中亚总统制国家尚未经历正常的政权轮换,其宪政民主体制没有完成制度性巩固。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总统拥有无人撼动的政治威望,但伴随领导人步入"老人执政"时期,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矛盾也日渐凸显,并有可能在后"老人执政"时期对政权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中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

中东变局持续一年多来,地区局势依旧存在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剧烈的群体性动荡局面有所缓和,地区国家将渐次进入深化变革和转型的长期过程。当前的转型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方面,但中东转型需求是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更具深意,很大程度上决定转型的整体方向和最终成败。地区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传统文化、宗教及社会思潮都试图在中东转型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和影响力,而全球政治的变化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将对中东转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新形势,中国中东外交要拓展思路,着眼未来,主动谋局,塑造有利环境,提升政治影响力。     

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模式

政治民主是“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最终目标。乌独立以来所走的宪政道路有两个方向，即政治民主化和维护政权安全。2005年“安集延事件”以来，乌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发展政治机构和社会民主程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政治民主模式仍保留了总统集权、不容许反对派政党等特点。目前，卡里莫夫总统的政权安全依赖多元基础。未来乌兹别克斯坦政治改革将“小步”前进。     

论政党在智利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和特点

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政权精英与温和反对派精英之间达成协议,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出现由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和民主政体平稳过渡的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利的政治转型即属于此类型。在智利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中,政党作为重要参与者和"中坚力量",在呈高度分裂状态的社会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智利政党在政治转型中表现出几种特征:转型早期政党对社会运动的抑制,政党由极化走向温和与融合,政党联盟由变动性走向制度化和稳定性。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一国政治发展的表征,政党政治的制度化体现为国家政治的稳定,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目前智利民众对政党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持冷漠态度。政党要提升自身的合法地位、赢得选民信任,需要致力于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当代智利政党及其政治精英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达成了一定的和解与共识,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从而为解决智利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创造了现实条件。     

深度反腐：国际性的政治实验

本文从全球角度对腐败问题作了比较分析和思考。对腐败的界定，以权力、流通、社会、结构四要素相结合为标准，提出了权力腐败、通货腐败、关系腐败、结构腐败四形态说。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腐败的严重爆发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高发期通常发生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激烈的阶段。国外实施深度反腐的政治实验，基本措施包括惩治贪污贿赂和规范公职人员行为两大类。借鉴外国深度反腐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五个建议性的反腐对策。     

非洲之角政治转型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非洲之角多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开启了整个地区的中长期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型同时在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展开:个人层次是顺应地区人口年轻化趋势的政治领导人代际更替;国家层次是顺应地区发展需求的从"安全第一"向"发展第一"的治理思维转型;体系层次是因应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而来的跨红海地缘政治回归。这一转型的推进充满不确定性,也蕴涵巨大的可塑性。鉴于地区内国家自身能力差距及其传统国际交流合作关系,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可望把握好该地区的可塑性并降低不确定性,推动其政治转型稳步走向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概念与范式辨析

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可以发 现，从广义上讲，政治转型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从时间上讲，二者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政治转型 范式是在对政治发展范式不断批叛和修正之后逐步走向成熟的。但在理论背景、理论内涵、理论框 架和发展趋势方面二者存在着明显区别。在中国政治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转型研 究的作用和影响     

惩罚性正义、宽恕和东亚的困境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从某种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过渡时，如何对待过去就会浮出水面，在国与国的战争中打败当地政权的占领军执行过渡正义，以及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力量间的较量和商讨这两种情况下过渡正义得以展开。而迈向正义和和解有两条不同的路径，正义是和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通过对历史的沟通路径和以正义为核心的模型进行区分，我们发现，迈向对话的三个步骤，即：内在路径，比较路径和超国界对话。但是，即使无条件宽恕也不能解决韩日之间的矛盾，所以坚持村山富市1995年讲话精神是韩日迈向和解的最低限路径。     

1999年拉美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拉美地区总的政治形势基本稳定, 但也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在一些国家顺利完成政权交接的同时,另一些国家也发生了足以引起政治危机的事件。传统政党威信下降, 地位继续削弱; 新的政党和政党联盟影响不断扩大, 导致政局发生变化。文官政府强化政治权力和少数国家前军人在政坛上崛起,形成强势政权。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拉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下世纪初拉美政治格局, 特别是政党政治和民主化进程、经济和社会发展, 将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政治新格局及联合政权内外政策

１９９３年日本政局发生了一次举世震惊的大变动。众议院选举后，以细川为首的七党一派组成联合新政权于８月正式成立，取代了３８年来一直掌权的自民党政权。所谓的“５５年体制”崩溃了，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这一巨变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民党的内部腐败使其失信于民。正因为如此，联合新政权的成立为日本政局带入了清新的空气，为民众带来了新的希望。联合新政权上台后举步维艰，细川首相执政仅８个月即告辞职，但它毕竟已经初步进行各方面的政策调整。今年初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为振兴经济走出低谷而制定的综合经济对策也已出笼；初步进行了税制的改革与调整；同时对外关系上也已开始体现出新政权的特色。无论联合政权能否长期延续，其内外政策的方向调整对于今后日本的发展都将起到划时代的重要作用。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与21世纪东亚民主化变动的趋势

20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内缘式”社会政治转型引起世人关注，传统的权威主义逐渐淡出东亚政治舞台，代之以特殊的议会民主制，其中韩国的政治转型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其特点是政治转型的动力来源于市民社会强大的民主压力。东亚国家(地区)在经济起飞之后，日渐成熟的市民社会与权威主义统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市场机制和法制力量的强大已无需军人权威继续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另外该地区均处于儒家文化圈内，其议会型民主政治必然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因此，研究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及其特征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面向21世纪的东亚社会政治变动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弊端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弊端往往被忽视。具体地说，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中可能导致腐败、巨大的不平等、政府效率低下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等。为规范利益集团的活动和抑制其弊端，美国政府制定了有关法律，但收效甚微。从本质上看，利益集团的弊端体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它是不可克服的     

主题讨论:透视中东地缘格局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2001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始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最终引致中东部分国家步入政治转型新阶段。在政权更迭的同时,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亦发生了大变革、大分化、大组合,尚正处于重组之发展过程中。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中亚五国独立十年:成就与问题

简述中亚五国独立10年来的成就与问题,指出政治基本稳定,体制转轨平稳,但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坚定社会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改革中问题不少.经济最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但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社会明显转型,问题较多,处理不好会影响政治稳定.外交成绩卓著.本文还对中亚五国发展前景作了预测.     

政治转型与缅甸乡村社会变迁 ——以抱村为中心的考察

2011年,在缅甸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专政宣告结束,国家政治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多党制和普选制的规则得以确立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的框架初见雏形。国家政治转型为缅甸乡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变化的领域囊括了乡村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缅甸乡村社会在政治转型中呈现出新的面貌,但这一重要的课题在学界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在缅甸乡村社会中长期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军政府时代之后的缅甸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体的变化主要包括村落共同体的裂变、乡村权力结构的转型、村民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等等。概而言之,在过去的10年,缅甸乡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逐渐从"抗争政治"向"派别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