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安参与路径研究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认为,社区治安参与是一种社会行动现象。治安参与行动过程涉及行动者、目标、情境和规范要素等具体内容,社区治安参与的路径选择,要平衡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力格局,对接不同主体的价值期待,丰富拓展治安物质文化资源,建立完善的治安参与制度。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尔曼是公认的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政策网络: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政策网络作为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理解,主张充分重视政府之外的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积聚新的社区治理能力,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社会需求,从而避免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能力的情形。社区的政策网络既能描述社区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能成为社区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问题解决的路径及工具,为预测社区治理的良好结果或产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政策网络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危机的新思路,它的基本要素、关系结构和主要功能等方面构成了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重思——基层治理中“责任陷阱”的化解之道

随着公共行政嵌入的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走向复杂化，公共行政研究逐渐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然而，公共行政中对于行动的分析更多是关于“行动者”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总结普遍性的理论。现实中，基层行政是行动分析的重要场景，其中关涉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治理情境中，行动者的行动受到了“责任陷阱”的局限，严重影响到政策效能的输出。究其原因，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行动者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及行动选择的限制。为了破解“责任陷阱”的结构性梗阻，实现基层行政的“责任治理”，应该从调整问责机制和赋予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展开。     

农村扶贫场域中精英行动策略——以宁夏固原市X村扶贫实践为例

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宁夏南部山区乡村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迁,但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急需通过扶贫进一步培育社区内在生长力,实现经济、社会和民族协调发展。社区精英在扶贫场域中的行动过程及行动策略为理解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x村的案例说明,农村社区发展需要内外联动,社区精英的有效行动是实现农村社区发展动力转化的重要驱动力。     

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用社区能力建设的模式尝试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以内源发展能力缺失的新贫困范式,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帮助贫困社区解决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以克服一般发展理论和方法过于宏观的发展策略、过于注重技术和经济手段的干预而忽视人本身的改变和社区自身资源的利用带来的弊端,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也是需要实践的行动领域。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生成运气

现代规范伦理学的道德判断往往局限在行动主体的可控范围之内。而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即使一个行动或事态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却仍然要求行动者对其负责。道德理论与日常道德生活的冲突凸显了道德运气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在此有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其伦理思想的概念分析和范式研究,尝试证成,生成方面的道德运气不会对道德判断构成威胁。本文以经典反思道德难题的研究路径对于完善现代规范伦理学理论具有积极意义。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现代征信体系行动难题的产生与消解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中国式焦虑的婚姻缩影——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例

中国式情境主要是指制度情境。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牢牢扎根于理性选择的传统,承认行动者的行动是一个有目的的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它强调行动者的理性是在情境限定下的理性,行动者的选择是在制度约束中的选择,理性和选择必须在特定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较     

依势而行:结构-组织视角下的环保组织行动策略北大核心CSSCI

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环境治理体系。这给环保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环保组织开始更加注重专业能力建设,努力提高“专业做事”的行动能力。那么在宏观层面的制度情景和微观层面的组织资源的影响下,在制度空间和行动者自主性的互构下,拥有不同资源的环保组织是否发展出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而这些行动策略又如何受到制度环境和个体禀赋的影响?传统的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立足于结构主义的视角;而本研究关注环保组织资源禀赋与其行动的关联,并提出了一个“结构-组织”视角下的分析框架,以此分析新时期环保组织的行动策略。根据环保组织的结构化外部资源和组织内部知识禀赋的交互,本研究提出了四种环保组织的行动策略:内部倡导、试点孵化、公众布道与行动深耕。本研究运用比较案例分析,对环保组织外部资源与内部知识禀赋相匹配的四种行动策略进行了描述刻画,为环保组织践行其使命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     

高质量基础教育资源建设：目标指向、价值诉求和行动网络

高质量基础教育资源建设是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从“有质量”向“高质量”跃升发展的重要抓手。高量优质是高质量基础教育资源建设的目标指向，包括高产量、广覆盖、恒稳定的资源生产，高统筹、多形式和平供需的资源配置，高水平、广开放和可持续的资源利用，高标准、强效益和多方法的资源评估。高质量基础教育资源建设的价值诉求集中体现在“共建共享”，具体以共建为前提共识、以共享为核心关切、以共建共享为持久追求。为此，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形成协同联动的高质量基础教育资源建设行动网络的关键在于：识别资源建设的行动关系、激活资源建设的主体力量、构建资源建设的长效协调机制和扩展资源建设的网络效益。     

超越行动者网络: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本土路径——基于社区养老场域的田野观察

“如何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问题应当拥有中国方案.从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切入,透过B市S区B街道搭建社区养老110模式的过程,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及理论对话对象,可以得到一条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土路径.这一路径由网络搭建、合作生产两大阶段构成,超越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解释能力.在此两大阶段中,又囊括了强有...     

社区公共治理与和谐社区的组织化构建

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利益整合机制失灵,社区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在对和谐社区作出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认为社区公共治理结构的建构必须在行政资源的推动下,注重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但也面临初始行动者的生成、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信任和社区治理网络的协调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难题。     

城市化进程中城郊社区建设的多元主体及行动选择

当前我国城郊社区建设的一大困境在于社区建设主体不明、运行不畅,使得社区建设成效受到影响。居民及社区参与的扩大、社区党组织及功能的拓展、政府及主导作用的发挥、社区居委会及行政化的消解、企业及社区建设积极性的提升、民间组织及社区参与能力的挖掘,是城郊社区建设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共建共赢的行动选择。     

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行动的个体理性研究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论,利用质性访谈数据,分析了决定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行动选择的个体理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自愿性失业是大学生遵循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行动逻辑,为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行为.     

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探析

社区建设的目标导向是构建多元的协同治理模式.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使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中处理事务所需要的资源从单一的组织资源发展到需要通过调动组织资源、社会资本、经济资源以及政策资源等才能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区党组织必须找准角色,明确定位,在实际工作上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本文从社区治理的含义及基本形态、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正确处理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目标锚定与借力而为：社会组织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行动过程研究

本文在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组织的视角，从“目标锚定”和“借力而为”两个方面提出了社会组织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巧治理”分析框架。通过对C组织“为电商平台‘去毒’”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为了克服其“弱位劣势”，一方面倾向于“摘容易得到的果实”，通过基于责任源头、网络结构和组织声誉的理性判断，使其能够更好地精准定位行动对象、降低行动成本和提升行动预期；另一方面，在行动过程中善于实现组织内在禀赋与外部资源的平衡，有效地借用政策契机和整合各方主体的力量，“以小撬大”来提升其影响力。研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组织行动的张力和可能性，也为跨部门合作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诠释社区场域的政社合作：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行动-结构分析

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是社区场域中政社合作关键现象。既有制度理论研究尚未从结构能动性层面解构政社合作关系特征，故引入“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出社区二重性结构中存在着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的政社合作。深究其里，发现政社合作缘起于理性化、反思性以及合作动机作用，从而实现结构改造；政社合作动力机制在于时空因素促使政社双方以展示互惠善意的方式合作，从而以最小交易成本满足双方发展目标；政社合作特质表现为行政层级制驱使政府压力传导、实用主义思维作用项目绩效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在“管家”角色中产生的取信导向。作为理性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施压-取信”合作机理。政府间接实践自身对结构改造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自主行动空间。因此，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将会在社区场域中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这就为社区政社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思考。     

城市社区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服务:现状与行动策略——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对武汉市社区及社区居民的大型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服务状况,分析社区福利不仅存在资金不足、设施陈旧、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还存在供需脱节,自组织能力弱等问题。文章从社区行动的视角分析了提供社区福利水平必须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增强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管理层的文化素质和资源动员能力、注重社区福利中的“公助、自助和互助”相结合、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以及实现社区福利服务人员的专业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