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还是冲突: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

城乡社区治理政策反映政府价值和公众价值互动衍生的结果，以文本的形式体现最终的价值选择，通过精确计算尽量平衡政策理性。通过对32份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以及131份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部门专项政策文本的历时性变迁的质性研究，发现城乡社区治理政策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在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中保持高度一致，在省级政策文本中却表现为区域内外之间的冲突。如何建立政策理性和价值选择之间的公共空间，以解决政策理性的瞄准偏差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政策需要着力弥补的。事实上，不仅可以从“智库之智”赋能纠偏、突显主导目标、运用技术赋权等路径解决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问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价值选择、平衡的政策理性等分类分层调节二者之间的张力，进而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和高质量目标。     

中国地方政府变革的研究路径简论

本文归纳了目前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变革的四种路径,即经济路径、国家中心路径、社会中心路径以及能动者路径。在比较了它们的优点和缺陷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可以采取治理的路径来研究地方政府的变革,并且阐述了该路径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论发展型政府的困境及其转型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长期以来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政府,不仅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而且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社会弊病,这使得发展型政府走到了穷途末路。为挽救这一危机重在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才是实现良好治理的终极路径选择。     

我国服务型政府研究览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纵览近年来服务型政府研究，从国内学术界来看，阐释服务型政府内涵大致有以下视角，即政府与公民关系视角，政府职能重塑视角，政府类型历史演进视角和政府工作方式转换视角。而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思路：即理念和文化重塑，职能与结构优化，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运行机制法治化和公共财政体制构建等思路。目前对服务型政府研究还存在三方面不足：即概念有待进一步澄清；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容与形式都还认识不够；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的认识有待深化。鉴于此，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应侧重：一是加强对服务型政府概念的学理研究，二是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的权能定位，三是加强对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体系的研究，四是服务型政府建构与区域一体化研究衔接，五是探索政府应急性服务机制，六是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七是着重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化研究，八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研究。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从中国大城市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看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上)——以北京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城市政府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中国大城市管理及社会治理之道。研究对象为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城市管理系统;研究内容是街道与区政府及其各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权限的划分,街道内部各机构管理职能的科学界定及整合,街道向上与区政府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能衔接,向下到社区居委会、居民、住区单位、承担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中介组织以及社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职能延伸;研究目的是探索如何科学界定城市基层政府的职能,理顺街道与上级政府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理清并整合街道内部各科室的职能,以便为实现社会治理之道搭建制度性平台,为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拓展更大的治理空间。     

中美城市社区自治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美城市社区自治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城市社区自治在中美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所产生的背景与功能，并通过比较得出，美国城市社区是以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来行使社区管理职能，主导社区发展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我国城市社区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笔者进而对我国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挑战做了思考，以美国城市社区自治模式为经验，对我国未来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进行了展望。     

对中国府际治理的现状分析与思索

府际治理是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治理网络。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着权责分割、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机械设置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提供路径选择。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以“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的发展

要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的发展，我们面临重要的模式选择：选择政府全面统一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社会力量自主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选择何种模式来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建设，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以“政府与社会结合”模式作为继续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发展基本模式的可能性。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统治与治理的比较——换一个角度看政府执行力建设

由于当代中国政府管理身处于全球化与政府治理的改革与转型等世界性潮流或趋势之中，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更加复杂，仅仅从统治模式来理解政府执行力是不足的，因而研究视角需要拓展。从统治与治理的比较视角看问题，则可能深化对政府执行力的瑚解和寻找执行力建设更多途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行电子政务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多种路径选择，从本质上看，电子政务体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提供了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范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行电子政务，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要转变政府的价值理念，提高政府信息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优质的公共信息产品。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l生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阶段与转换: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思考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本文认为,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能否实现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和政府能力的考验。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来看,在农村社区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多的是担负治理者的角色,实现善治是其基本的职责,也是对其能力的考验;在农村社区的发展阶段,政府应显示出协同政府的特点,更多是发挥合作与协商的作用;在农村社区的成熟阶段,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农村社区走向自我治理,政府更多的是发挥服务的职能。     

让“效能”引导“革命”——从温州的“效能革命”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近来在温州等地掀起并席卷浙江全省的“效能革命”，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尝试为各方所瞩目。本文以中外行政改革模式上的差异作为自己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场政府变革的特征、成效、困境和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可能方向。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切入,认为社区建设的终期目标是不断增强以社区为微观架构的社会自治理能力,减缓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快速变迁产生的巨大震荡,重组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构建“大市场、强政府、有序社会”三方相互关联、良性互动的新模式。在此理论背景下,笔者详细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缘起、存在的问题,认真梳理了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制度变迁路径、社区变迁模式,并就政府介入策略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互强的逻辑选择

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向政府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治理上存在失灵现象，需民间组织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民间组织协助政府解决改革深入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二者在合作模式下的协同治理中不断得到加强。民间组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选择行为，近期来看，政府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但从长远来看，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将逐步得到加强，其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会逐渐增强，与此相应，社会治理的架构也随之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走向政府与社会共同实行的民主治理。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