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政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即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公民行政参与是民主行政的核心内容,公民行政参与是政府治理的必要条件,公民行政参与是新公共服务的价值诉求.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主要途径和形式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公民参与;以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核心的公共决策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公民参与.契合我国国情的公民行政参与的途径与模式主要有:培育"公民意识",提升公民行政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公民行政参与的制度设计,推进公民行政参与的有序化;创新公民行政参与机制,实现公民行政参与的有效化;促进公民行政参与的组织化,提升公民行政参与能力.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法治模式——行政参与问题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促进了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也引发了行政法治模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为由主体单一、行政过程参与主体不平等、规则至上、单向度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主体多元、参与主体平等、程序支撑、协商合作的行政参与模式转变。行政参与模式面临着参与效益问题、参与能力失衡、共识达成艰难、行政参与的非理性化和无序化的困境。只有通过法律完善行政参与主体制度、构建开放交互的体系,完善行政参与权的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化解上述困境,解决传统行政法治模式下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对立的问题。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行政浪费治理的困境溯源

对“中国式”行政浪费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理性探讨，是破解行政浪费治理困境的逻辑起点。透视中国行政浪费治理的现实困境，既有思想观念与行政文化上的源流与沉疴，更有深刻而复杂的法律与制度的根源和痼疾。由此，破解行政浪费的治理之困，必须充分考虑到传统行政文化与既有体制的现实影响，进而寻求整体考量基础上的制度突破；治理方略必须由过去偏重于思想政治上的德育教化，转向构建教育与法律、制度监督并重的整体治理。     

行政决定转化为行政合同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情况下,行政决定转化为行政合同的必要性为:行政合同的应用已经成为世界性发展趋势;我国传统行政存在着与现代民主行政不相协调、与合作行政相背离等弊端;行政合同是扩大行政参与、实现行政民主化的要求;行政合同可以弥补立法不足,替代立法机制;行政合同的应用体现了依法行政的理念;等等。     

行政之恶的现实经验及治理途径

作为技术理性及其文化的产物,行政之恶是行政官僚在正当的和合法的程序中制造出来的邪恶,也是一种被高度掩盖了的邪恶。中国社会的行政之恶也普遍存在,并体现在肮脏的手、专家的乱象、"污名化"的处理、"美名化"的错位、守法的官僚等情形之中。治理行政之恶必须破除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尊崇,强化公共行政的伦理反思,建构参与基础上的合作治理,实施全面而有深度的问责等。     

法治视阈下的行政参与

行政参与,主要包含谁参与参与什么怎样参与为何参与四个基本要素,行政参与的主体包括所有受行政权力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客体指向行政权力的实施过程,参与方式多样化,目标是实现利害关系人对行政权力行为的影响。与行政参与相对应的参与行政,具有交互性、衡平性、公共性、法律性等基本特征。公民的行政参与可以理解为政治参与的转化和表现形式。目前,行政民主、行政民主法制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     

行政责任的实现与行政主体重构——以行政人员独立人格为视角

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受"机关"或"组织"视角的局限,导致行政责任主体的相互错位。随着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愈发明显。服务行政的本质在于政府行政的伦理再造和道德重构,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必须把行政人员的道德化纳入制度设计之中。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旨在促进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其现实的建构过程是行政人员交互主体性之人本质的最终实现。独立人格的重构功能不仅体现在对行政主体内涵及范围的界定上,且将赋予行政人员一种全新的形象,保证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的实现不再停留于表面。     

论公众参与行政的正当性

现代社会中,行政的目标应定位于秩序而非纯粹管制,行政的宗旨应在于服务而非片面管理,行政应基于公益而非自利与自便,行政过程应体现更多的文明与和谐而非粗暴与对立.公众参与行政不仅是实现我国行政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并且,基于公众参与行政的理论基础在于人民主权,公众参与行政的本质是程序正义,公众参与行政的宗旨是人民行政更好地为民服务,因而公众参与行政具有正当性.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视域下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旨在保障私人对政策与规则的制定、执行的参与权以及突破传统的命令-管制式管理模式。邻避冲突的导火索是公众参与权的严重缺失,而这是对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严重背离。邻避冲突产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公共利益的优益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羸弱造成公众参与不足、权利救济渠道不畅致使补偿机制短缺。以协商性行政决策程序为立足点来探究邻避冲突的解决路径与公私合作治理理念不谋而合。     

公民法律文化与公民参与行政

公民参与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动与行为,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法律文化基础.这里的公民,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国籍,而是指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公共事务等实践品德的好公民.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推进行政民主、促进参与行政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的意识,不可能从传统法律文化汲取力量;必须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这既是公民参与行政的文化基础,也是推进我国参与行政建设的必然之举.     

行政信息不对称对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阻滞分析

我国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使得行政信息公开成为必要，然而政府行政部门的传统工作方式使信息公开的难度加大，长期以来形成了政府、公民之间的行政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行政信息不对称对于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所带来的阻滞不容忽视。改变行政信息不对称应从转变政府观念、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参政议政氛围、转变传统工作方式等方面着手。     

当代中国乡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三种形式

二十世纪中后期,行政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关注的主导性论题,公民参与慢慢从传统政治参与向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转变。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我国城乡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实践活动。在乡村,目前公民直接参与行政主要有三种形式: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村民自治和非制度参与,每种形式都有其优缺点,政府应加以适当引导。     

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德治为本"的社会,行政伦理在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传统行政伦理必然走向现代化。那么对行政伦理进行历史的梳理与观察,探讨其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城管”实践分析

在街头治理中,除了正式的执法队员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协管员群体。基于武汉市城管系统调研发现,协管员群体在街头执法中的积极行政,弥补了正式执法队员处于科层制约束的消极行政,协管员与摊贩在街头的日常互动中型塑了“保护性协商”机制。这一机制的型塑过程包括：执法的熟悉化场域环境使得双方对彼此行为有了稳定的预期;协管组织的特殊性使得街头裁量权更具复杂性,协管员采取有节制的权力实践;摊贩利用一系列策略掌握了街头治理的参与权。这一机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简约治理”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有效弥补了正式行政的不足,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诸多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     

转型时期行政不力问题的危害、原因与治理

行政不力是指行政主体在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尽力、不用力、低效率、成效差等现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强大的历史惯性以及制度的急剧转换，使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及时消除，而新的制度与规范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行政不力现象显得尤为突出，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政府权威，不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治理行政不力现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正视。     

民族地区行政成本控制的特殊性分析与对策探求

民族地区的行政成本管理受到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制度条件等因素的制约 ,体现出不同于一般地区的行政管理特征。民族地区降低行政成本 ,实现低成本运行的思路 ,一是建立适度规模政府 ,减少行政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带来的浪费 ;二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提高行政资源配置效率。     

府际治理的新理路——行政主体与主体间性的契合

我国各级政府间关系难以厘清,缘于法治体系并未对府际关系做出明确界定,当代表不同公意的多元行政主体利益相左时,府际争议不可避免地发生;府际治理倡导的多元政府参与、协商、审议的交流平台遥遥无期.我国行政主体的独立性尚不够明确,权责划分并不明晰;而政府间权益不清,也就难以分清彼此,导致府际关系纠缠不清.府际治理的新路径是:行政主体独立性基础上的权益分清,行政主体间的角色互换;打破行政层级局限,破除依赖中央解决争议的弊端;营造行政主体间性的自生自发秩序,实现联动发展、有序竞争、平等对话的多方治理语境.     

25年来国外行政改革分析与评价

国家意义上的行政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经历了统治行政、放任行政、管制行政和服务行政这样四种模式;服务行政是2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行政改革的最新目标,其最初动因来自于全球一体化对传统行政的冲击和企业管理成效对传统行政的启发,以及政府全能主义管理造成的行政危机;从逻辑和关联度看,对这场行政改革有支持作用的理论至少涉及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治理理论以及管理主义思潮等五种;行政改革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公共管理的企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以及公共运营的信息化;国外行政改革在展示它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需要客观对待的悖论,即政府中介性与企业私有性的矛盾、政府公益性与企业赢利性的矛盾、政府公共性与企业封闭性的矛盾以及政府绩效模糊性与企业绩效清晰性的矛盾。有关国家行政模式、改革动因、改革理论支持、改革总体趋势以及改革悖论的总结归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今国外行政改革的实质,确立积极心态和正确的行动策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