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撤案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刑事撤案并不如刑事立案那样受重视,存在着撤案即错案、撤案不当、撤案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刑事撤案机制中存在的"法外司法"等打擦边球的隐性司法的做法,进一步明确撤案的本质,建立科学的衡量侦查质量的考核体系;对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的不合法律规定的做法,予以坚决禁止;建立起完善的刑事撤案监督制度,从理念到立法,规范刑事撤案制度的相关问题。     

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司法体制改革后B市C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刑事撤案监督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用以确保刑事立案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和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当刑事立案活动出现偏差时,需要由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撤案监督程序对上述权力进行制约,并向案件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文章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方法,通过对B市C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进行充分的考察,整理数据后分析实践现状,并进一步发现我国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并深入挖掘问题的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完善建议。     

刑事撤案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

刑事撤案监督在我国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与其在我国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法律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结合不够有密切联系。文章在分析我国立法现状及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如何建立刑事撤案检察监督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一面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侦查阶段有其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程序从宽方面,应确立以非羁押措施为原则,羁押措施为例外的从宽格局,且非羁押措施应具有稳定性,非因漏罪、新罪等法定影响社会危险性的情形,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不应变更为羁押措施。在实体从宽方面,撤案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应明确其适用标准,同时可考虑增加对轻微刑事案件和解撤案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审前分流程序。最后应通过完善值班律师的配备比例等方式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加强客观证据的搜集,避免无罪的人"自愿顶罪"混入刑事诉讼程序。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论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低迷和辩护质量低下是刑事辩护存在的两大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刑事辩护的普遍性要求被追诉人在形式上获得律师辩护的平等机会,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强调被追诉人在实质上获得有质量的律师辩护。对于当前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来说,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不是对立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共同影响和促进刑事辩护的发展。在提高刑事辩护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制度构建中,应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分清辩护率与辩护质量在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主次关系,最大限度保证被追诉人获得辩护权的同时,切实保障辩护质量,逐步推进刑事辩护的改革和完善。     

轻伤案件和解撤案可行性研究

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后能否撤案,实务中认识不一,较为通行的做法是依据《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予以撤案。在当前司法环境下,轻伤和解撤案应当提倡。但是,依据但书撤案,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极大争议,在实务中的适用也极为混乱。通过肯定被害人在公诉程序启动后仍然享有诉讼程序选择权,进而赋予其撤回控告的权利,从而达到撤案的法律效果是可选之出路。     

域外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历史观照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预防错误定罪的重要保障,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在之后长达31个世纪的时间里,该规则散见于不同的神律与人律之中,并于神示证据制度终结之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与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分形同气,审判权分配方式的差异使得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证据制度上分道扬镳,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亦随之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     

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关于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学界近年来有较多的讨论.公安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十分密切的.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技术上的缺憾,二是公安实践中的不足.完善公安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人权保障制度,必须在刑事诉讼中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且结合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主体性研究

当前认罪认罚从宽领域中,为避免被害人参与影响办案机关与被追诉人达成合意,被害人的主体性存在被"边缘化"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虽然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均以合意为运行基础,但由于合意过程中参与主体利益博弈存在冲突,导致二者之间存在制度竞争。为解决认罪认罚从宽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的弊端,协调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的制度冲突,应当将被追诉人认罪作为程序整合的联结点。通过拓展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强化被害人谅解对刑事责任从宽的影响力,将被害人纳入值班律师服务对象范围等具体措施,确认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体性地位,可有效化解认罪认罚从宽与和刑事和解制度共同面临的正当性质疑,解决刑事和解被虚置,以及认罪认罚从宽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一个突出的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刑事诉讼中不仅要完善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而且应当同时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充分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含义,不致使诉讼活动偏离公正的轨道。     

论刑事扣押的对象——以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秘密事项为视角

刑事辩护制度是被追诉人辩护权的重要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但对其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能否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立法的规定存在不足。应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对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进行区分,以决定其是否可以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从而在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和惩罚犯罪之间实现价值平衡。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几点建议——基于人权保护原则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因素,但是其总体上还是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并且带有一些审问式的色彩.从长远利益看,这并不利于保护人权.根据刑事司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避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利益机制失衡,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与时俱进并适应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切实调整好公共安全、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价值.     

对刑事疑案赔偿的思考

对刑事疑案予以赔偿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本意,也有利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完善我国的刑事疑案赔偿制度,应确立严格责任原则,确定赔偿委员会的终局地位,并可借鉴辩诉交易的做法,以富有弹性的“协议式”取代僵硬的“决定式”解决疑案赔偿问题。     

论量刑合理化的对策

我国要解决量刑偏差问题,应在理论上坚持责任原则、兼顾特殊预防,在实践中完善刑事立法、建立判例法体系、深化审判体制改革和提高法官素质,才能实现量刑的合理化。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刑法溯及力探析

保护公民自由、保障人权一直是刑法溯及力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从旧兼从轻原则中从轻的法律比较范围除了应当包括行为时法、裁判时法之外,还应包括"中间时法;"刑法溯及既往的效力范围除了应当包括发生在新法生效前的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生效的行为之外,还应包括判决已经生效但新法作了非罪化处理的行为。     

试论我国有关逮捕的立法的完善——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实现国家刑罚权,但出于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应对逮捕这一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比例原则以如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内容.我国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完善逮捕立法.     

刑民合一抑或刑民分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评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缺点并存,并不一定利于刑事案件的正确解决和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有违诉讼公正的原则.因此有必要借鉴刑、民分审制度的合理之处,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通过刑民分审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     

论刑法解释的目标——以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为视角

刑法解释论上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所确立的刑法解释目标都有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的缺陷,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应确立为寻求刑法立法时刑法规定的客观意思,即立法本意;只有立法本意不符合保障人权要求时,才允许扩大或缩小立法本意的范围,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