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国家主权的“解构”与“重构”

长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原则为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提供了基本规范。随着现代性思潮的扩张,其所塑造的全球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权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绝对统治力。从国际政治实践来看,主权国家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生活中仍起着关键性作用,全球化所弱化的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身份属性,但若能积极探求国家主权的权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空间,将有利于突破既有国家主权理论的边界与变革传统国际法的价值观念。     

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法规制的可行性

目前,在国际法层面,没有任何一部专门的及全球性的国际公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规制,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能否具备国际法律人格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立法及国际治理丧失国际合法性。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法主体地位的获得,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如主权国家在相关国际公约中赋予其权利,国际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发展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制定行为准则等自身努力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理论支持,等等。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定与实施国际法及参加全球治理的实践并做出的重要贡献来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资格,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国际法规制具备了可行性。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理论动向及方法论反思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同时国际组织的官僚化也不断提高,责任缺失现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对国际组织法和国际法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法理论在最近七八年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其间宪政主义、全球行政法和公权力学说三种最新的理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理论发展表明了国际组织法研究方法和旨趣的变革,即从关注国际组织内部组织架构,到关注国际组织的外部权力行使及其正当性。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在全球化不同的发展程度下,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是不同的。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以及相应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出现,是以全球化为背景并且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也会产生重大的变化。作为全球治理主体之一的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较之全球治理理论出现之前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有诸多不同。     

论法律全球化与完善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

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反映,它主要表现为:国际法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日趋明显;国际社会在法律领域的合作国际化、全球化;各主权国家法律法规及法律制度的趋同化;国际法日益内化为国内法和国内法日益外化为国际法。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严重的国际犯罪,是全球法律打击的重点。而实现反恐怖主义立法全球化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反恐怖主义国际斗争需要的理想选择。这就要求实现反恐怖主义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趋同化,使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协调一致,从而加强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统一性、协调性。     

论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法创制与实施的参与

国际法通过明确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认可其法律地位并支持其主张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法创制与实施提供条件;非政府组织通过积极游说、主动引导和直接参与三种途径推动国际法编撰,监督国际法实施,参与国际诉讼程序,建立自治性规范体系,推动国际法朝着人权、人道和人本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更为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法创制与实施,有利于消弭国际法的合法性赤字、问责性赤字和民主赤字,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当得到国际法的有效规制和引导,确保其独立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从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之“跨国立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国际法的立法模式也将发生变化。国际法立法模式正在由传统的“国家间立法”转向“国家间立法”与“跨国立法”并存的多元化立法模式。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作为国际秩序中与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并在跨国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所从事的主要是事务性的立法和法律的编纂,制定的主要为国际软法,但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遵守。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还进一步推动和影响了国家间立法。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主流和趋势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在经济发展模式变迁、全球治理新兴主体崛起及国际法人本化趋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不断弱化和模糊的态势。因此，审视国家间经济主权的让渡与共享，合理处理国家经济权力的分配问题，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安全的脆弱性，构建符合正义标准的主权理论，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价值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国际立法民主化的趋势与国际社会应对策略之研究——以全球化为视角

在后冷战时期，随着各项国际事务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二战后确立的多边主义（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向更加复杂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逐渐的将部分管辖权让与给地方的、区域的以及全球的机构，与它们分享这一权力。在此背景下，国际立法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在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立法过程、立法效力方面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势。本文旨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这种趋势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并且提出国际社会来如何应对这种现象，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此领域的关注。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全球治理与国际立法模式的转变

本文以对全球治理基本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指出全球治理对国际法律规则的创制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法律规由于立法模式的限制,以及调整对象的局限,严重滞后于全球治理的需要,进而提出必须改进国际法律规则的立法模式。最后,通过对目前关于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变革主要理论的分析,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必须以以民族国家和政府为中心,非国家行为适当参与,主次分明的多元式立法为立法模式。     

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及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有传统理论“一元论”、“二元论”、“自然调整论”等学说，国家中心范式的存在与全球化时代凸现出范式危机，因而全球范式应作为未来法哲学的转换方向。全球范式主要应在法律本体论、法律主体论、法律发展观三方面对国家中心范式进行观念革新。     

“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异同,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一、两者都是对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当代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反应,并且都否定强权政治;二、"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融入当代国际体系、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际事务新理念,同时也与"全球治理"有一定的契合;三、由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理论,又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且强调传统中华文化的"和为贵"的理念,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四、"建设和谐世界"比"全球治理"理念更具包容性,因此建设和谐世界不仅能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能超越全球治理。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治理和善治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在于:推进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要素乃是构成政府善治的最重要的制度平台。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开明政治家的改革取向、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知识分子的理论力量、国际制度的制约力量以及全球竞争的外在压力。     

全球治理法治化：一种对正当性的追问

一方面，全球治理被看作是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拓展，这种主张把权威置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注意到国家对权威的垄断在以“去地域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表征了全球化的组织特征，体现了全球化的权力运作特别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看到了人口作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性。全球治理可以从事实进程、理念、权力网络和新型人类秩序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存在的问题在于秩序的正当性以及跨边界民主的缺失。寻找一种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模式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正当性论证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规范性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论证。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治理传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在华开展治理传播,已成为向中国展示世界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窗口。他们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民生、环保、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往往受制于政策门槛、资金准入、社会参与、自身结构性问题等方面的障碍,活动绩效受到负面影响。     

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若干认知与思考

全球公民社会是近20年来新出现的一个概念,它的兴起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元性、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最主要构成部分的、独立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它与同属非国家行为体范畴的政府间组织有着复杂多样的关系,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独特影响正日益显现。     

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

在全球化环境下,除了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直接参与到超国家行政关系中来,成为全球行政法的主体。"全球行政法"被定义为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从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晰看出,传统二元性法律理论与全球行政法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明晰私人主体是如何一步步迈向全球行政法,成为全球行政法主体。在当前的环境下,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