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诉讼证明妨碍问题研究

证明妨碍是劳动争议诉讼领域近年来突显出的新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劳动争议解决的专门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明妨碍制度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难以满足实践需要。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诉讼证明妨碍制度应首先明确其构成要件,强调成立证明妨碍的关键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违反证明协作义务和证据保存义务,且不再区分主观状态。进而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争议诉讼的特点,设立更为合理的制裁措施,选择以金钱制裁为主,同时并不排斥诸如转换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等多元化法律后果的适用。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的内涵。受此影响，三大诉讼法长期奉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都是以客观真实或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忽略了三大诉讼法性质的不同以及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比较两大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我国民事诉讼应该以形式真实为证明要求，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同时，根据案件性质、证明对象和结案方式等的不同确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阶段的证明机制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采取申请启动与职权启动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行使,法官具有程序启动的决定权。作为申请主体的被告方必须提供相应线索或者材料以完成启动阶段的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未能达到证明标准时不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不利后果。启动阶段的核心和难点问题集中在被告方的证明责任如何履行、证明标准如何把度以及证明方法如何实现。通过完善程序保障性措施提高辩方申请的有效性,明确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约束法官的裁量权,是建构启动阶段证明机制的必然选择。     

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理解适用

证明责任具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包括基本规则、特殊证明责任分配和法官依据衡平原则分配证明责任。     

略论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在我国诉讼法中,一直以来将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混同起来,导致许多混乱与无序,本文试图理清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在对两者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对我国诉讼证明要求和民讼、刑讼证明标准提出了建构意见。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随着公正程序越来越受到关注，证明标准问题也得到重视。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发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借鉴合理的证明标准规则，来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几点法律思考

证明责任是证据法学中的核心概念 ,它往往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决定双方当事人胜诉抑或败诉 ,但理论界和实务界有时却产生对证明责任的模糊。真伪不明是证明责任的前提 ,在不同证据制度下对待证明责任含义的模糊。在不同的证据制度下对待方式不尽相同。在真伪不明难以消除的情况下 ,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至关重要。     

论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理论的差异

一般认为,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概念都包含双重含义,但由于两大法系在诉讼理念、诉讼结构和具体的诉讼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它们各自的证据责任理论也明显地展示出其鲜明的个性。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具有层次性,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则是整体性的,因而它们的基本含义存有区别,适用条件也不同,而且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在其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更具特色。     

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聚焦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考虑到刑事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具体运作可能出现的证明困难等因素,以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切入点,分析借鉴英美证明责任中的“分层理论”,围绕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证明责任如何理性的分配,进而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诉讼中坚持控诉方承担主要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肯定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构成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背叛。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 ,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 ,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 ,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 ,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 ,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证明责任虚无主义及其弊害分析——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运用情况的实证考察

证明责任概念存在“所指”与“能指”的错位,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应是指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引导法官作出裁判的败诉风险。当前司法实践中对证明责任存在多种误解,证明责任判决缺席。拖延诉讼或拒绝作出实质性裁判、提供证据责任一元论、证明标准的降低、案件事实的强行认定、比例认定等都是证明责任虚无主义的表现并具有多方面的弊害。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兼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检警模式的影响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行,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为了诉讼的有效进行,应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指导、制约和监督提至侦查行为开始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进行重新定位,这将会给我国现有的检警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初探

证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只有依赖于证据才能予以查证,而不能采取自由心证.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逐渐被运用于审判实践,增强了审判工作的科学性.     

浅议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或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者为不足。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重意义,是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明要求的问题。对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进行理清。     

论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内容,又是决定诉讼结果的关键性因素。本文结合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尤其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自由裁量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以认罪认罚制度为视角谈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统一的证明标准,集中体现为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元化,违背了诉讼规律,加重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难以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应该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适当降低证据收集及证明标准,才能真正提高诉讼效率。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性骚扰案件中,仍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2)在证据的收集方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认原告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性骚扰案件体现出的公益性质,当事人除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外,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3)在证据认定方面,提高对原告陈述的证明力的认定,同时,应降低对原告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论民事证据的自认制度

自认是通过对当事人主张的自认，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其功能是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自认制度的概念及条件、效力等都在相关论著中有所阐述，但我国自认制度尚存有缺陷。应当予以完善而加以重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