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基于双案例的思考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和善治有赖于高度的公民参与,协商民主是通往治理和善治的途径。浙江省温岭市以民主恳谈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制度以及广东省河源市以网络问政为基础的地方治理模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探索。两地实践表明,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要建立起完备的参与制度,同时必须保证民主协商的有效性,最后,协商民主不能仅仅倚赖某个政府领导者,而必须成为对各级政府的普遍性要求。     

经济民主视野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从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案切入

经济民主是经济领域中广泛参与的利益组织形式,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时保护少数的利益,通过合作保障经济平等、自由,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上市公司治理遵循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体现在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中并可以有效促进上市公司治理优化。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案反思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可发现种种不足。从微观经济民主层面,应以利益相关人理论为基础,改善和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从中观经济民主层面,应以平等为理念,推动市场参与者之间实现平等参与;从宏观经济民主层面,应以自由、合作为理念,政府、社会与上市公司治理的互动。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地方民主创新可持续机制因素分析

地方民主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制度链条和制度环节,其中组织推动、公民参与、社会支持、制度规范、治理绩效是其影响因素和制度环节。只有各个影响因素发挥正向激励,并形成正反馈的制度合力,地方民主创新才能成功生成并持续发展。     

转型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制度构想和技术设计

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是立宪政治的核心要求。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复杂多变、矛盾层出、阶层分化、利益多元。一系列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势给民主法治建设带来了不少困难:地方民主和法治不够健全、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不畅、基本权利立法不足、制度建设滞后保障不力等等,这些问题对基本权利的实现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对此,可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转型中国的社会特征,从社会机制和法律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和技术设计,通过健全政党法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鼓励公民参与政治、加强基本权利立法、推动司法救济等等,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真正实现。     

参与式治理：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参与式治理是地区层面包容战略的需要,也有学者称之为＂赋权参与式治理＂。通过赋权给公民,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各个层次的决策层听到,目的是有效、平等和政策回应性。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重新发现。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同时,参与式治理也有其自身理论限度和实践困境。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民主治理：艾滋病防控模式转型的选择

社会发展进程中导致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广泛存在，使传统艾滋病防控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民主治理以其跨部门多元行为主体、共同的目标取向、多元网络权力结构、公民社会运作的优势，成为社会艾滋病防控模式变革的必然途径。国外民主治理的成功运作充分证明要实现艾滋病防控的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建立民主治理反应系统，并构建全球化的合作机制，促进合作运行保障机制的完善，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发挥其在防艾中应有的重要作用。     

预算透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

预算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中枢,预算权是政治权力中的核心部分。预算透明涉及政治民主、国民福利、法治化及良好的公共治理。我国目前还处于"前预算时代",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明晰预算公开的原则,加强人大职责,鼓励公民参与预算,是推进预算改革进程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