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菲对峙:降级不降温

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都有和平共处的意愿,希望将南海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截至4月23日,中菲船只黄岩岛对峙进入第13天。20日,"德尔毕拉尔"号军舰及其他部分船只因"工作已经完成"而离开黄岩岛海域;22日下午,中国渔政310船和中国海监84船也离开黄岩岛海域。至此,仍有菲律宾的"埃德萨"号海岸警卫船     

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折射的越南南海政策

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是越南南海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该冲突中,越南注重运用基于民意基础的综合性手段,如舆论战、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策略以及加强对美日的依赖。越南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时期的强硬应对,其原因在于:南海诸岛是其宣称的"固有领土";事发海域是越南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区域所在;有美日的援助;吸取了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中的教训。据此,文章推断,今后越南的南海政策将会继续采用系统性举措维护其非法所得,并极有可能在平衡美日与中国的关系中倾向前者。有鉴于此,在增强与美日等国博弈力度的基础上,中国需积极回应菲越稳定关系的举措。另外,中国还有必要推进战略和战术并举的南海维权举措,同时强化社会力量的作用。     

中菲南海仲裁案评析

自从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事件”以来。南海局势动荡不安。其中既有中美在南海南沙、西沙海域的军事摩擦与对峙,又有中菲、中越围绕南沙、西沙岛礁权利和海上资源开采的冲突与对峙．同时还有中国同美、日等西方国家围绕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问题所展开的外交博弈以及菲律宾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围绕南海问题诉中国案所引发的法律纠纷。总之,尽...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海峡两岸合作勘探开发东沙海域油气资源探析

在海洋油气勘探与开发方面,海峡两岸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东沙海域作为潜在的油气资源富集区,区位优势明显。两岸可在东沙海域全面推进油气资源的合作勘探与开发,为今后在其他海域合作积累经验,共同维护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权利和南海主权。     

菲律宾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及评析

近年来,中菲围绕南海主权争议不断,尤其是"黄岩岛对峙事件"和"台湾渔民被射杀事件"严重影响了中菲关系,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菲律宾加强海洋管理和海洋执法管理的事实。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上演,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本文试图对菲律宾的海洋管理政策、海洋立法、海洋执法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管理制度进行研究、评析,并期望对我国加强海洋管理有所借鉴。     

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

南海周边国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引进外国公司参与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加强沿岸的潜艇部署和区域外大国的介入,是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较大变化的成因.为抑制紧张局势的发展,建议采取建立一个组织机构以增强国家间的互信,排除实行共同开发的各种障碍;设置一个共同捕鱼区,实现区内的合作捕捞以及加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等应对措施.     

理解南海争端：来自非声索国专家的观点

本文总结了20多位来自非声索国专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观点。大部分专家认为：应该依据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包括商业自由航行、争端和平解决与美国海军搜集情报,在专属经济区内搜集情报活动不违反《公约》;九段线缺乏法律依据,且内涵不清,因而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心;在南沙海域争端中,多边谈判是现实途径;海峡两岸最好还是各做各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约束力不够,应该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当代南海问题的函数解析——兼论两岸关系对我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影响

以南海问题的原初形态--双边争议为变量构建函数,渐次引入中美关系、越菲等国"大国平衡战略"、两岸关系、台湾东南亚政策等对南海问题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变量对南海问题进行解析发现,两岸关系对我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不仅与南海问题诸变量均有特定联系,而且还影响我国通过国际仲裁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证据链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尽管两岸各自所主张的"南海主权"有所差异,但是,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两岸需要尽早培养在南海问题上的默契与共识.     

东盟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及其对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启示

东盟国家在解决南海以外的海域争端时,基本上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对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通过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武力对抗加政治谈判。从实践来看,不同方式取得了不同的效果。近年来,东盟部分成员国采用不同方式不断侵占中国的南海海域,使南海问题呈现越来越复杂的态势。中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面临来自东盟国家的巨大挑战,如何解决南海海域争端已成为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东盟国家解决海域争端的方式,对于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大清光绪李准巡视至此

李准1909年的南海巡视,确立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发现并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最早管辖南沙群岛的国家,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维护海权也从不含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南海周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探讨

气候变化及其一系列影响使得南海周边部分国家的海岸线倒退,岛礁面临被淹没的威胁,这将会使沿海国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海域的范围改变。南海海域已存在海洋权益矛盾和海权争端,加之气候变化这一变量因素,局势将会更为复杂与严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建立共同发展战略的新举措,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应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逐步实现共赢。本文将阐述气候变化对南海海域及周边国家的影响,梳理该区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菲南海油气开发合作:法律困境与潜在风险CSSCI

中菲近年来积极推进南海油气开发合作,双方早期共同开发实践中的法律障碍仍然是推进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中菲对南沙部分海域是否为争议海域本身存在分歧,导致双方难以就开发合作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达成一致。菲律宾国内法的规定对参与合作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分享油气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项目的控制权构成重重限制。在当前的法律困境和南海局势下,如果协议的关键条款对任何一方有关南海主权和权益的主张可能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则油气合作的结果将与其初衷相背离,成为另一个南海摩擦的因素。以化解开发合作的法律困境为契机,从被动式法律辩护走向主动式法律开创,塑造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国际法治话语权,在当下尤为必要。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

本文从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间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间南海问题如何主导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为南海问题所主导的可能性。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影响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南海地区局势。越南外交被南海问题所主导,即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机感"折射到南海问题上,放大了南海问题对越南的影响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导致越南内政与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第三,专业外交团队的积极运作,是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间,不仅不会消失,还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问题而更趋活跃和积极,提升了越南的战略优势,为越南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态势会进一步强化。     

南海仲裁案的影响与应对分析

中国政府认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于该案件没有管辖权,而且案件不具备可采性。仲裁庭裁决中国超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域制度之外的任何基于"九段线"的海域权利诉求均没有法律依据,南沙诸岛的高潮地物均不是岛屿,中国不能以南沙群岛为整体划定领海基线并声索海域权利。南海仲裁案裁决给中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但也启示中国反思自身南海政策的不成熟之处,调整后续对策。中国应从程序上规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管辖,推进协商规范,提倡与东盟成员国建立南海争端仲裁庭;在加强太平岛等岛礁岛屿地位的举证方面促进两岸合作,建立岛屿指标体系和南海岛礁大数据库。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南海渔业冲突的不同情境与政策选择

渔业冲突是南海争端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在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与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两种情境下发生.既有研究对此未进行明确区分,通常笼统地把争议海域作为争端国在渔业冲突中的政策背景.事实上,争端国在两种情境下的政策选择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由于只涉及专属经济区重叠的争议海域类似一块"公地",同时渔业资源具有共享性,促使争端国奉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而缺乏合作治理的动力.在岛礁归属争议海域,争端国面临控制或投入两种维权现状,损益认知构成其判断维权形势是否有利的决策参照点.根据维权现状的损益框架,争端国赋予渔业议题政治属性,将渔业冲突框定为主权和管辖权争端.     

越南金兰湾建设与南海“平衡”战略

越南金兰湾是南海地区的重要战略港口。自2002年收回金兰湾以来,越南在金兰湾进行了一定的经济开发,同时将其打造为越南海军的主要基地。2016年3月,金兰国际港建成开港,至10月已有包括中、美、法、俄、印、日、新在内的多国军舰到访。金兰湾已经成为越南推进军事现代化,开展等距离外交的重要支点,凸显了其在南海的"平衡"战略。面对越南的南海"平衡"战略,我国要采取"再平衡"措施,通过岛礁建设与海军力量削弱金兰湾的战略价值,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综合措施抑制越南的民族主义冲动,在坚决维护南海主权的同时避免问题复杂化。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越南南海政策调整:演变与实质

阮富仲主政后,越南与中国争夺南海领土主权的总体立场虽然没有变化,但在海域主张管辖范围、岛礁法理地位、岛礁和海域攻防重点等问题上均做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此次调整的实质是,越南在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双重背景下,利用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筹码,放弃部分不切实际的权利主张,争取域外势力和东盟诸国的介入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借助所谓时代的力量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越南在南海的战略性收缩,试图以名义上的让步换取既得实质性利益的巩固,集中体现了阮富仲所倡导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务实外交思想,是越南在全面融入国际新形势下做出的阶段性战略调整。它使中越两国在南海的争端更加复杂,中国方面亟需认真应对,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