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中亚——日本双边、多边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亚各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随着官方交往水平的提高,其伙伴关系稳步发展。1997年,"新丝路外交"这一概念总结了日本的中亚政策。21世纪伊始,新的地区伙伴开始受到中亚的欢迎。20多年间,日本与中亚的合作突出了几个特别的领域,即教育、区域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以及能源资源,其多边外交关系提升到了建立"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中国的中亚战略。日本的中亚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不能看作遏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政策,应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时期印苏特殊关系的继承和演进。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的复兴和印度的崛起,双方重新审视对方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分量,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印度与中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推进,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尽管印俄对中国的态度有一定区别,但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的良性作用值得肯定。     

FTA时代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机遇、挑战与思路

随着中韩FTA协定的签署,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迎来了崭新时代。中韩在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合作前景。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推动实现中韩之间"无国界"的内需市场建设、有效平衡域内多种模式的自由贸易规则、进一步加强政治安全互信、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和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等等。对此,一要积极发展中韩关系,不断提升战略高度;二要密切政治安全合作,保持重大事件沟通;三要加强社会人文交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     

“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俄罗斯太空合作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越来越紧密。中俄太空合作是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表征。就太空技术而言,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分界线,中俄太空合作的内容与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合作由浅入深。在太空外交方面,两国相互配合,为预防太空军备竞赛与太空武器化开展密切合作。中俄太空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表现,也是针对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的回应。同时,两国太空合作也势必塑造太空地缘政治,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俄太空技术合作,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中俄太空合作是应对太空地缘政治挑战的必然结果,对于维护太空多极化与总体稳定的中美俄太空三角关系、维护太空的"全球公地"地位与属性,制定未来公平公正的太空治理规则,从而确保太空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俄太空合作,尤其是建立联合月球科研站,是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尝试,也是中国为变革太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中俄太空合作的扩大与深化,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论美国"印太战略"视域下的韩印关系发展

近年来,韩印两国构筑"特别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同步推进.韩印两国分别是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国,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双边关系发展是符合美国"印太战略"需求的.美韩印三国的地区政策内涵既具有较强的共通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故彼此之间非常注重政策对接.同时,"印太"视域下美国与韩国、印度的关系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对韩印双边关系发展起着"范式引领"的作用,助推韩印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此种韩印关系的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美国维持地区主导地位、平衡地区势力结构变动以及塑造多边安全网络.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印太视域下日越南海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日本与越南不断推进涉南海领域的合作.两国南海防务合作逐步常态化、机制化,涉南海经济合作日益全面、深入,涉南海议题支持配合更加多元、多样.日越南海合作既有提升南海议程设置地位的战略考量,又有利用南海合作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等动机,对地区局势稳定和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带来切实的负面影响,但受战略需求不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合作效果会一定程度被削弱.中国在坚定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应通过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有针对性地与日、越等国开展务实合作.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安全合作

近年来,美国与印尼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稳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两国高层防务交流频繁、美国对印尼的军售规模明显扩大、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员培训成果明显。但是,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尼在发展对美军事合作问题上仍有所保留,这与印尼的整体战略设想、国内政治及对周边安全态势的总体判断有关。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与印尼的关系仍将保持发展势头,但不足以导致印尼改变"独立而积极"的外交方针。     

结构不均衡问题对新形势下中巴关系的影响

本文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巴“全天候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两国在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水平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水平有着很大差距。本文分析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中巴关系中谋求“共同安全”的“高政治”的需求占据主导地位,谋求“共同增进财富”的“低政治”需求处于从属地位。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影响中巴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寻求安全支持、抵御外部威胁成为中巴发展双边关系的核心目的。本文将目前的中巴关系界定为“外部导向型”国家间关系。这种国家间关系在外部环境有所调整时,很容易因为缺乏内部支撑而动摇。当前,南亚国际关系和美国南亚战略的调整都为中巴关系增添了变数,中巴关系的内在结构缺失就有可能凸显。对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并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     

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德国无疑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德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其经济"后院"及势力范围,因此,中国一中东欧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关注。德国对"16+1合作"机制的看法对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一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就等同于在更大程度上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越南与印度强化战略合作的意图及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越南与印度关系持续升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领域逐渐扩大。虽然越南与印度加强全方位合作是两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现实需求,然而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并发生过战争,相互借力、制衡中国成为其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目的。尽管越印加强合作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势必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冲击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和欧盟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的政策协调:现状及前景——塞尔维亚的视角

<正>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受到了所有国际行为体的重视,欧盟也不例外。①鉴于"一带一路"战略是中欧所有合作伙伴今后进一步发展及更好合作的坚实基础。欧盟表示愿意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为此,欧盟必须设计出相应机制,以促进其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政策协调。未来的中欧关系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步人新阶段。而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也有可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而发生改变。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因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     

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

长期以来,德国的以色列政策不单纯以道德义务或现实政治为出发点,而是两者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届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阶段概述德国的以色列政策,然后剖析德国对以政策中的道德义务因素以及现实政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只要在德国看来以色列的安全未受到威胁,德国出于自身国际定位、外交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在谋求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两国对如何能更好保障以色列安全有不同认知,未来德以关系的"正常化"依然面临根本性的障碍。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