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合并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精神重塑研究

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一直是规范农民行为、塑造农村公共价值、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形成情感归属、实现自治的重要纽带。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活边界,在社区成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疏离,互助程度较低,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基于熟悉和信任基础上的公共凝聚力持续下滑,出现了村庄合并后形合神离、各自为政、公共文化欠发达、公共权威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公共理性,建立公民社会,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来重塑公共精神及价值体系,达到"良性均衡",成为重建社区认同,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契约治村:自己的事自己办

房山区拱辰街道南广阳城村(以下简称“南广阳”)干净整洁、民风淳朴、治理有序、干群和谐,这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回迁社区的传统印象形成鲜明对比和反差。一般而言,村庄城市化之后形成的农民回迁社区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原有村庄熟人社会的维系和村级组织作用发挥;二是需要适应从农村向城市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生活和空间变化。当这两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时,农民回迁社区通常会出现“治理失灵”,原有的紧密关系纽带解体,新的治理秩序还没有建立,使得小区呈现典型的脏乱差。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但在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乡村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面临着更新与转型,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价值追求迷失、公共精神消退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其内在功能不再是仅仅满足农民娱乐需求,而且蕴含着重建乡村公共秩序、重塑农民精神生活、缓解认同危机和伦理危机的价值取向,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而且在于关照农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进而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现阶段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存在问题探析

村庄是中国农村的基层单位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村庄治理的效能。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是贯穿村治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村治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机制。所谓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 ,简言之 ,就是指“对掌握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人员的村务管理活动实行监督、督促、防患和纠正的活动”［１］,它大致包含三个层面的监督 :（１）国家尤其是乡镇政府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 ;（２）村社区公共权力组织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 ;（３）村民群众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从农村实际出发 ,构建科学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平衡机制 ,是目前村治工…     

村庄社区化的法理审视——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村庄社区化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面对城市化中存在的社会治安、犯罪、流动人口管理和环境卫生等问题,采用的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新模式。从北京市大兴区政府的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职能的转变,有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村庄社区化过程中仍存在着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冲突、公民权益保障不足等现象,因此,为使政府职能有效发挥,新形势下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对于村庄社区化建设尤为重要。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研究

建国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一系列行为打碎了传统农村在器物方面的传统,但也使得原子式的农民完成了农民的集体化、再组织化,涣散的农村形成一个实心农村。改革开放后革命话语的退场、身份更加自由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大流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进一步碎化传统农村在精神方面的传统,也荡涤了建国以来农村的集体记忆。农村在器物和精神方面都出现了空心现象。为了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秩序在经历市场经济对其解构之后的重构以及改善农民的民生、消弭农村的风险,应该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各种资源下乡充实农村,实现农村从"空心村"向"实心村"转变,实现从"离心村庄"向"实心社区""、齐心社区"转变。     

影响村庄合并的制约因素及其破解

村庄合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城镇化建设的需要。目前,多重因素制约着村庄合并的进程,包括土地流转困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缺乏等。为了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必须加大新型社区的宣传力度,解决农民思想问题;妥善做好土地流转工作;积极拓展农村城镇化建设筹资渠道;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房屋置换办法。     

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探索

农村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依法治国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基层民主理论是法治融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支撑。在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目前还存在着如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民众知法与守法意识不强、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法律救济与法律援助服务比较欠缺等问题,因此,应遵循农村社区法治与国家法治相统一、群众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等原则,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强化民众的法治意识培养,健全综合治理保障与制约机制,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治服务构建,以不断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进程。     

农村社会的治理危机:四个维度的分析

中央政府推出的以税费改革为标志的一系列惠农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负担,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缓和的趋势,政府在农村的合法性形象得以改善;但是,为数众多的农村陷入无治理状态,农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的治理性危机。从治理主体、农民政治参与、共同体重构以及信仰危机四个维度去分析这轮治理危机,经过精兵简政式改制后的乡镇政权苦于财政枯竭及权力萎缩成了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维持会",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频繁遭遇家族势力、宗族势力、黑恶势力、精英贿选等潜在的威胁,农民的民主权利在部分地区得不到实现,农村健康的内生性组织缺乏,农民因此严重缺乏社会生活的组织平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

浙东S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现状揭示了其公共性流失：公共舆论解体、公共议题失语和公共交往排斥。在经济分层下,村庄社会关联改变、农民社会分化、富人治村的政治垄断和农民生活意义去村庄化是造成公共性流失的原因。引入区域比较视野对深化乡村公共空间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农村“社区”与“行政村”辨析

许多人认为农村"社区"与"行政村"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区是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基层单元,行政村则是村民自我事务的自治体。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是行政村自治体的"群众自治"性质和当下对农村"社区"的实用主义应景式诠解。社区的本义应是人类基层生活共同体、决不仅仅是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单元体;村庄自治体不仅治理自己的村务,而且"一肩挑"起公共品进村入户等政务。不论从地域共同体层面还是从治理层面,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一村一社区",农村"社区"与"行政村"应该是统一的;从公共产品不同的供给主体上来硬性区分"社区"与"行政村",在逻辑上陷入了严重谬误。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历史阶段行政村建设的新形态,而不是并列于行政村建设之外的一个东西。若把两者强行分离,势必造成怪诞的结果。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以山东临沂部分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差异性发展背景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村改居"农村建设日益规范化、标准化。但是"村改居"社区一般是由多个村庄整合而成,因此在从"村"到"社区"的转换过程中,社区治理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和难题。本文通过研究山东省临沂市L街道及该街道管辖下的8个"村改居"社区建成至今的发展及治理等状况,从中发现其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混乱、社区自治性差等,并结合现实情况分析问题产生的三个原因,最后从居民、社区、政府和社会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治理对策建议,以期破解当前"村改居"社区存在的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的治理效率与水平。     

中国村级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村民自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是农民的首创,也是历史的选择,并最终以正式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为农村未来30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即村庄公共权力机构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依据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要求做出公共决策,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协     

农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思考——以龙里县为个案研究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农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农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应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多方面进行解决。     

“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但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     

市场与行政:合村并居重构乡村秩序的两种形式——基于山东省诸城市的调查

合村并居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住方式、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不同的基础,因而合村并居政策也有不同的适用性,需要采取不同的推进步骤。合村并居是在政府推动下开展的,这是所有合并村庄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市场和行政是当下推进合村并居的两种基本方式。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在合并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以土地整合基础上的集体经济带动村庄整合;后者则是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合并过程中贯穿着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二者在构造乡村秩序方面具有不同的效果。合村并居应以农民满意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强化法治建设,积极协调政府和民间组织,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村社区管理：模式、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

国家、市场与地方文化传统在村庄场域内的互动,形塑了不同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根据农民性、组织性、效率性和秩序性四原则,可以划分出六类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分别是强集体主导型、弱集体主导型、能人主导型、传统社会组织主导型、新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市场类企业主导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