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状况是考察该群体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描述性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文化心理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均产生了一定的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凸显了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析了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以及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本文得出如下几个结论:心理资本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受他们感知到的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水平对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社会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影响。提高心理资本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融入社会的有效手段;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分析

课题组通过对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四地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和访谈,比较全面地了解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并对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客观地反映了我省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及发展需求为解决解决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提供依据。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恋观浅析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兼具新生代、女性与农民工三种特征的一个群体,其婚恋问题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婚姻问题。近年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传统婚恋观发生了诸多变化,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在婚恋中的分量增加,并引发了诸多婚恋心理问题。因此,如何改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恋观的社会环境,从社会制度层面给予保障以及积极优化企业环境,进而促使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是整个社会应负的责任。     

社会结构、参照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

本文运用2010年的CGSS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在社会层次的不公平感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体验最为强烈的群体;但在个人层次的不公平感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没有显著差别。在社会结构方面,其受雇佣的地位使其收入不公平感显著增强,而他们当中的高收入(相对高收入)者则体验了更多的不平等,从而产生更强烈的社会层面的不公平感。社会比较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公平感的影响反映的是其参照群体的选择,他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重隧道中,这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然是沉默的群体,但其中的一部分高收入者在追求平等享有城市资源和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更为强烈的不公平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特点及问题——基于云南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甚至人生态度等,与他们的前辈有着很大进步。但也突出存在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收入普遍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参保率低,生活满意度低于工作满意度,融入城市困难等诸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应从制度、机制等方面入手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科技素质培养初探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生代农民工科技素质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现状视角,要实行农民工科技素质多元合作机制培养;加强补偿教育,提高农民工科技文化水平;推进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等措施,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科技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2010年中央—号文件中新生代农民工首次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报告中,其中报告指出应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力度.我们可以把这个群体界定为—群由1980后和1990后构成的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已经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农民工份额.本文对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面向社会共发放了1500份调研问卷,其中主要的问卷调研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密集的地方——富士康,在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1省(市)426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4268份调查问卷,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人口统计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并首次在大样本的基础上证实就业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健康程度等人口统计变量,是否培训、技术等级、有无证书、目前工作时间等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稳定。研究还表明,就业差异性已成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机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所处行业、受雇方式、务工地跨度等就业差异性变量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制度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湖南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对长沙市301名青年农民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社会制度的显著影响。其中就业机构、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状况与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显著相关；就业机构和就业培训与职业稳定性显著相关；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与职业发展机会显著相关。因此，必须改革与完善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消除青年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歧视，并大力加强青年农民工群体的自组织建设。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的断裂现象

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中存在三种断裂现象:乡村社会信息系统与城市社会信息系统之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农民工管理组织和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之间。由此笔者还提出了信息洞这一概念。     

From Being a Problem to Having Problems: Discourse,Governmentality and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new discourse o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at emerged in the 2000s, and how this discourse is contested by an alternative discourse.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new discourse has facilitated socialist-liberal governance by transforming migrant workers into self-governing individuals. Moreove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alist-liberal governmentality is based on a post-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hat promotes a society withou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nd reformulates social problems as individual deficiencies. Based o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ese newspaper coverage, the article analyzes how this post-political myth is contested by 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that repoliticize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problems. In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points to how media discourses can contest governmental projects.     

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

社会作为一切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迁。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特性。社会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放任主义的自然变迁,一种是体现人的意志的规划性变迁。将农民工纳入规划性变迁中,有助于改善其生存状况,使之成为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计划,农民工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由消极限制到积极保障,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国家规划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有的过渡性社会群体最终趋于消失。     

农民工融入当地社区的壁垒及实践策略研究——基于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群际关系的分析

当前,非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农民工超越户籍等制度壁垒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但已有文献尚未摆脱"制度决定论"的宏观研究,较少触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中观实践层面。本文通过对杭州市722位农民工社区融入现状的实证调研,从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双向维度考察了两大群体的群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类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的提升和城市认同感的增强,社区排斥现象进一步凸显,整体社区融入状况不容乐观。分析表明,当前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除了求助于政府主导和制度引导外,还有赖于从社区支持的角度去寻求实践策略。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大批农民工再次涌入城市,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的生活、工作条件却极为艰苦。应当通过广泛的社会保障解决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几点思考

在国际金融危机等综合因素导致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追一步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是解决农民工就业乃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中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着经费、质量、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为此，需要追一步发挥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多元化培训体系，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切实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需求。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Santiago,Chile, during the 1980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Santiago, Chile, in the 1980s, with a focus on the level of poverty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Aspects considered include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in domestic service,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on-migrant, lower class women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y, and the limited and precarious statu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e more dynamic sectors of the economy." (SUMMARY IN ENG)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