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大树罗瑞卿

罗瑞卿生性耿直,遇事不拐弯,迎难而上,他以生命护卫着毛泽东的安全,耗尽毕生精力为国家尽忠。罗瑞卿身高一米八二,身姿挺拔,一群人中鹤立鸡群,毛泽东曾经戏称之"罗长子"!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崖激战中,时任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     

由罗瑞卿补站台票想到的

我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有一次去火车站接人,随行人员跟检票员说了声,便领着他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突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没时间啦!”随行的同志解释道。“那么,出站时为什么不补票?”罗又问。“这……”随员答不上来了。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对那位随行人员说:     

论党内和谐的¨六有”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十七大报告指出:"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经。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党内民主是增进党内和谐的根本路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那样,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在党内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局面"。     

学习“党内监督条例”的思考

中共中央2003年12月31日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其蕴含深厚的党心民心为基础,既体现着党内外的深切呼声,又继承着几十年执政实践的丰富经验。(一)人类历史对权力来源有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封建社会长期宣扬权力"神授";资本主义鼓吹权力由"资本"产生,他们认为用权力欺压、奴役人民是"天经地义",不受监督。只有我们党,才正确解释了权力的主人是人民,权力来源是人民授予的。1944年,美国记者问毛泽东同志:"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同志毫不含糊地     

红军长征后高级将领叛变的教训

<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后来离开了朱德,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其目的是为     

浅析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探索

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探索经历了党的幼年时期、党的大发展时期、党的严重挫败时期等几个阶段。在毛泽东对党内民主探索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此,要做到科学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就要全面地梳理其党内民主思想。     

老一辈革命家如何读《共产党宣言》

正毛泽东: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1920年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这一年,毛泽东27岁。同一年,他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常读、精读、细读的一本书。读了多少遍?无法统计。1939年,他对党内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     

我心中的罗瑞卿伯伯

３１年前的９月，是我父亲被害的日子，每当我思念父亲时，就不由地想起我敬爱的罗瑞卿伯伯。我父亲１１年的冤案是在罗瑞卿伯伯的直接关怀下于１９７８年４月５日得到平反昭雪的，而就在四个月后，罗伯伯就不幸逝世了。１９５８年底，中央为加强地方医学院的党组织领导，...     

在领袖身边的日子

一位普通的山伢子,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以及董必武、王若飞、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当过厨师、勤务员、警卫员和秘书长,并亲身经历了“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这个山伢子是谁?     

党内政治生活两个准则的比较

正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最早来自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反对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所说,"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采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同时这也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规党法,在当时的历史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正>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的精髓则是"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是党内对"实事求是"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以此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一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作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在党内最早提出思     

“十四年抗战”的学理依据——基于“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观点之争的分析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之一,在于毛泽东分别提出过这两种不同说法。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结合毛泽东提及两种说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具体分析对象,发现毛泽东所说的"八年抗战"强调的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发展到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时期;而"十四年抗战"强调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开启了抗日战争的起点。两种说法显然强调的是不同历史背景中的不同分析对象。因此,从"历史时期"与"历史起点"的视角考察两种观点的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十四年抗战"的界定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有深厚的学理依据。     

不尚空谈:毛泽东推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曾以实干著称。延安时期,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却反映出当时人们十分推崇毛泽东的实干之功。他还给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白修德留下了"不尚空谈,对我所说的都是实际情况"的深刻印象。的确,作为实干家的毛泽东,曾在党内十分推崇不尚空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41年,"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尚未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党内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喜欢凭借主观,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我的“文革”生涯(上)

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罗瑞卿同志开始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谢富治，在公安部煽阴风、点鬼火，将一大批忠诚于党和毛主席的公安干部关进了监狱。公安部是“文革”的重灾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一伙，趁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西南考察边防部队未参加会的机会，罗织罪名，对罗瑞卿同志进行突然袭击，诬蔑罗瑞卿同志“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当时，我和…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正>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最早由毛泽东1929年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现在我们认为,党内政治生活是指党内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摆在管党治党更加突出的位置,切中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考察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经历     

正确的方针 成功的实践——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贯彻50周年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首次提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15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50年过去了,当人们再一次重温这个方针的时候,都会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一些同志认为民主革命已完成,民主党派的使命就完成了,因此,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了。针对党内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可有可无",毛泽东同志     

中央全会大历史视野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党内法规"载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历史。它不仅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时写到"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而且在部署未来工作时明确要求"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从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工作来看,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制定修订两部党内法规为重点,对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央全会的大历史来看,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以党内法规建设为重点的中央全会、改革开放以来产生党内法规数量最多的中央全会、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全面从严治党"主阵地"的中央全会。     

在罗部长身边的日子

一１９５５年底至１９５７年初，我在罗瑞卿部长处任秘书，分工负责联系有关政法方面的事务。罗瑞卿同志是位平易近人的部长。刚到罗部长这样一位著名大将身边工作时，我才２５岁。听说罗将军人很威风也很严厉，见面前我有些紧张。但当我一见到他时，就感觉到一股亲切感，...     

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婚事

<正>毛泽东没有什么门第之见,他曾当面对李讷说:"对象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不要高干子弟,也不要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的子女中,李讷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解放军报》当编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解放军报》全面改组,26岁的李讷化名肖力(小李),坐上军报总编     

集思广益定国名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到底采用什么国名,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讨论最为热烈、商榷最为充分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源自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此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新中国名称曾经有过表述,但未形成统一固定的用法。1948年,党内文件中几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也是如此。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讲话和会议通过的筹备会组织条例,都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