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内动力

湖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在农村,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也在农村。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新的发展阶段,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这个目标,党建引领是“根”和“魂”,乡村治理是着力点、是重要保障。     

厦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分析及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厦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纵深推进厦门跨岛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提升厦门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有利手段。厦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经济支撑、绿化美化、文明建设、乡村善治、民生保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素质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产业兴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促进生态宜居;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促进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治理提升,持续促进治理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促进生活富裕;推进党建引领提升,持续促进组织振兴。     

乐山市农民工党建工作探析

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党建是组织工作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后继乏人的治本之策、长远之举。当前,乐山农民工党建存在“组织难”“回引难”“培养难”“使用难”“留住难”的问题,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抓实回引、培养、使用、管理、激励五个关键环节,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落细农民工党建工作。     

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着重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而乡风文明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保障,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新形势下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和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条件和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构建美好乡村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后备军到生力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共青团担当

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其中,广大青年必将并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落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也有助于促进广大青年全面发展、推动民族复兴伟大实践。鉴于当前存在的制度保障尚不完善、人才支撑相对薄弱、理论研究有待加强、实践举措还需改进等现实问题,共青团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着力从“明向”“建制”“聚力”“育才”“创新”“出彩”等方面下功夫,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构建长效机制、广泛动员青春建功、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切实改进参与方式、着力打造“团字”品牌,突出展现乡村振兴中的共青团担当。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治理的实践困境与对策分析——基于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有效的县域治理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以中部Y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为例,从2005年开始,Y县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下持续发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围绕工程建设和保障运营两部分展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具有强烈的民生保障性质,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级政府通过任务指标分解和配置资源,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政策目标向下落实,乡镇政府负责落实水厂经营主体,村级组织负责协调服务,水厂经营主体则负责饮水生产和供给.在保障工程运营过程中,存在利润空间有限、经营主体难以落实以及农村涉水矛盾增加等问题.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是饮水工程项目实施中的县域治理困境,表现为顶格化管理、跨层级监督以及小微矛盾上移三个方面.在资源下乡支持乡村建设过程中,应当发挥县级政府更多的治理自主性,全面审视和尊重县域治理的层级秩序,发挥县域基层治理体系的组织动员优势,为县域治理提供适度的弹性空间.     

在乡村振兴中培育乡村工匠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     

乡村振兴视角下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农村地区居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力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党筑牢农村基层堡垒的必由之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支持下，给予农村地区坚实的组织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为农村党建创新提供坚强的指导力量、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指引前行方向。乡村是民族的根基和基础，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乡村的振兴，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农村基层党组织理应是实现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领跑者，亟需从思想境界、组织建设、基层治理、人才队伍实现“四位一体”多方位领跑，以构建领跑型领导力为目标选择，以此破除现实困境、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     

从“离散”到“共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境及转型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条件。在传统“非共享”思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覆盖不足、主体单一、内容悬浮、方式传统、效果娱乐等“离散化”困境。因此,亟须以“共享”思路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保障乡村文化服务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信息基础与传统基础,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协同化、精准化、信息化、复合化,塑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共享式”供给路径。     

人才下乡：银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集聚机制研究——基于湘潭市H镇的调研分析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银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发挥“余热”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银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主要有政策推动型、党建引领型、情感动员型和平台吸引型四种模式,通过对湘潭市H镇的调研分析,发现银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面临规章制度不完善、信息共享对接不畅通、社会支持乏力、服务保障能力滞后等问题,为此,应从制度完善、平台搭建、加大宣传与服务保障等方面完善银发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集聚机制,真正使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力量。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认识误区、比较优势与制度变革

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乡村衰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乡村比较优势,并处理好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破除阻碍资源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制度藩篱”,实现农业振兴与农民增收;二是消解“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两者对立的固有偏见,深刻理解“土地束缚”、“小农经济”的桎梏之源,改革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构建统一、公平公正的资产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三是采用市场激励机制,让农村人口“走出去”,让外部人才、资本与技术“引进来”,在城市化进程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乡村振兴。     

我国《食品安全法》实施路径的分析

我国刚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全方位地构筑了食品安全法律屏障,其着力点是从“秩序”到“人”的观念变迁。其实施的主要路径有：食品安全的依据是食品安全标准到实施的质量保障体系,食品安全的质量是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的全程保障,食品安全的监管是分段与统一监管相结合的基本框架。在实施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系列问题：统一与分段监管、多主体监管、法律法规冲突、食品安全标准与合格评定、企业标准备案制度、食品安全标准与WTO规则衔接以及巨额赔偿促自律等。实施《食品安全法》是一个社会系统体系,需要观念的转变、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型、企业与民众的自觉及努力。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     

从“三个密切结合”看邓小平的民生观

邓小平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奠基者。面对"文革"后中国民生普遍贫困的落后局面,邓小平紧紧围绕为什么要改善民生、如何改善民生以及改善民生的目标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把改善民生与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生思想体系,指导着中国人民不仅彻底摆脱了贫困而且实现了总体小康。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学习研究邓小平的民生观,对于我们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电商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研究——以陕西省安康地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为欠发达地区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产业兴旺是重点,电商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安康市“安康扶贫空间”以及紫阳、汉阴、石泉和宁陕4县为研究对象,根据调研数据分析显示,农产品物流问题、品牌意识薄弱、品质参差不齐和电商人才匮乏问题是该地区目前电商发展受限的主要瓶颈。针对以上问题,要从提高思想认识、优化配送体系、夯实品牌信用体系、提高农民科学种植养殖技术及农户信用意识、强化人才培训5方面进行改善。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试论“泛吊丝化”折射出的青年价值隐忧及对策

目前，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泛吊丝化”现象，一些在经济上、事业发展上并非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以“吊丝”自居，许多青年把成功人士也划归“吊丝”行列。这其中既有青年对成功的理解出现偏差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阶层固化、青年发展焦虑等方面的原因。应从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成功观、重视意识形态的引导、营造公平的竞争机制等方面解决问题。     

基层群众工作创新探论

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其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它摆在各项工作的优先位置,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在教育文化、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根本需要;要突破的难点是培育现代公民,增强公民自主、自觉、自律、自为的时代意识,疏导社会心态,减少社会分歧,促进社会认同;其关键是构建基层群众工作体系,其中加强基层组织和活动场所建设是前提和基础,拓宽基层群众工作思路和途径、形成社会管理运行机制是核心和焦点;形成基层群众工作合力、建立社会管理新体制是根本和保障;同时,要改进基层群众工作方法,采取调查研究方法、"一线工作"方法、利益协调方法、协商沟通方法、心理调适方法等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