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利益分析视角下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及其化解

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严重制约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成效。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分析发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存在共治困境、共同体困境、文化认同困境等问题,在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应采取参与式治理、微治理、协同治理等方式化解社区治理主体间利益冲突,最终实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协调、共存与发展的目标。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

协商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有效适用问题,而不是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社会进行简单嫁接。当下中国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协商治理研究的泛化倾向、协商治理主体的权威流失、协商治理官本位思想浓厚、协商治理共识难以形成。破解之策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主体权威、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现代模式。     

小区政治:协商民主的视角

随着传统单位体制的渐行瓦解,城市社区(商品化住宅小区)成为基层公共生活与公共治理的聚焦点所在。面对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的小区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与力场关系,协商民主强调多元主体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合作与共识为目标导向,强调多元主体间通过对话、商谈,有序参与社区(小区)公共生活,从而实现彼此间的包容、妥协与话语立场间的转换,这为当下复杂的城市社区(小区)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思路

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关键抓手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动力引擎"作用;坚持多元共治,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工作;坚持科技赋能,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的全方位支撑;坚持法治保障,使社区治理更为有序高效。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治理、听证性协商治理、咨询性协商治理、协调性协商治理和评议性协商治理等五种类型,这些协商性实践形态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民主共治的协商治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效能逐渐显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优化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应主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素养、改进协商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良好的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环境和完善以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设施建设着手。     

协商民主理念下的社区治理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是我国社区治理重要政治选择。协商民主下的社区治理求我们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网络。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深入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探析

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存在协商发展不均衡,形式大于实质,协商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区行政化,缺乏协商理念;法制和机制不完善;协商意愿淡薄,协商能力不强;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匮乏;协商技术供给不足等方面。亟须采取加强党建引领、加强法治保障完善协商机制建设、提高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创新协商民主新方法等针对性措施,有效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深入发展。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北大核心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党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然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社区党组织引领能力偏弱、工作开展与现实需要脱节等问题。要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全面增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保障与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全面构建社区治理秩序;加强与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全面凝聚社区治理合力;增强与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风险社会视域下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系统性、突发性、专业性、公共性、社会性、主观性、价值性等特征。农村社区加速转型和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区风险治理带来冲击和挑战。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应从公正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效率性等多个维度建构价值目标,从制度、主体、技术和文化四个维度建构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的完善路径,促进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