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用司法解释作为断案的依据

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盗窃来送案件时，不应使用司法解释作为判案的依据。理由如下：一、法律优先原则决定本案不宜使用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如何适用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或在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事项时所作的解释。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作出解释，这种解释对各级司法机关如何适用法律具有约束力、适用司法解释的前提条件是法律对某一问题没有做出规定或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很难操作或读作中分歧较大时，为了正确适用法律而作出的解释。当法律对某一问题有具体…     

互联网个人隐私保护新高度

正在最高法此次出台的网络侵权司法解释中,首次将个人信息保护权,从隐私权中分离,把个人信息权保护上升到类似于人格权保护的高度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该司法解释中对于"网络水军""有偿删帖"等较新型的互联网侵权事件做出了新的约束。而在网络侵权事件发生后的认定、判罚和被侵权人能够获得有效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遏制网络侵权行为

201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将于2014年10月1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与已经实施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形成了有关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对于规范网络行为、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与限制——兼评《适用法解释一》的相关规定

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实质即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与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扩张主要表现在其适用领域的扩大、当事人选法范围的增加、突破实质性联系的束缚、选择法律时间的延长、赋予默示选择效力、例外条款不适用于意思自治等。但意思自治原则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主要体现在适用领域的限制、强制性规定的限制、基于保护弱方权益的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限制。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都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与限制作出了回应。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与限制是"人本"思想在国际私法中最为直接的体现,恰当地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生动地展示了国际私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     

最高法：推出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

201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继网络传播权、网络诽谤问题的司法解释陆续实施后,此次推出的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的实施,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对建立和谐健康的互联网秩序意义重大。     

适当性制度与证券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对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和证券监管机构已经在有关法规、行政规章和自律性规范中对法定信息披露义务和禁止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作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只是进行了初步的规定,发展相对滞后,对证券投资者在享有权利及法律救济上受到较大影响。     

限制小区车位出售给非业主第三人的问题研究

小区车位能否出售给非业主第三人,我国《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文通过对车位流转问题的探讨,从车位权属规则、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层面分析,对限制小区车位出售给非业主第三人的合法性作简要阐述.     

浅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2日出台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个案的司法救济制度、补充了对政府信息公开中的"第三方"的权益保护。但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仍旧存在较大的立法缺陷,如要完善,则需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从知情权入宪入手,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配套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以建立严格、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典型案例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行为、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201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网络侵权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更好地阐明这部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本刊特邀请司法解释执笔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姜强选取7起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典型案件,结合具体案情,对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进行阐释。     

论《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启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实体规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引发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问题,如刑法能否为匿名个人信息提供保护;刑法应否将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刑法应否为个人关键信息提供特殊保护等,2017年5月8日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同时,《网络安全法》与该《解释》的出台也使刑法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传统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主要是罚金与罚款衔接不顺以及相似罪名的司法解释矛盾突出.《网络安全法》不是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刑法在应对网络信息数据犯罪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完善和解释刑法规范的自有规定.     

交易实践与司法回应:融资租赁合同若干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解读

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就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合同的履行、解除、违约责任等问题作出了规定,为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该司法解释的基本功能在于统一人民法院审理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的司法裁判尺度,但基于我国尚无专门的《融资租赁法》,该司法解释本身也将成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重要法律支撑,而司法解释对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衔接、租赁物善意取得、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法律救济等问题的司法态度,则从侧面反映了司法解释对融资租赁交易实践的规范、保护和引导。本文拟以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围绕这四个问题的交易实践及裁判观点作一探讨。     

我国网络监控的现状及反思

与以往受法律调整的媒体相比,网络在法律上是独一无二的。随着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如何规范互联网,使之自由又有序,开放却不放开,这使政府遇到了两难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政府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对网络空间实施一定程度的监控,既能打击非法使用信息通信新技术的犯罪行经,又能尊重个人自由和国家主权。     

论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对淫秽物品犯罪作出了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关于网络信息的犯罪,其中涉及发布网络淫秽电子信息的涉罪行为,在立法解释及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两高"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进行规定。文章认为,在刑法上,我国存在对淫秽电子信息规制范围过窄、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定罪标准不明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欠完善等问题,因此,应扩大刑法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刑事立法。     

平衡产业发展与权利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一份紧密结合行业特点、研究行业特有问题、寻求产业发展与权利保护的平衡的司法解释。     

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是一对孪生子女,这是许多国家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上的一个现实或必然。在人类对信息自由理念的追求中,＂保护与限制＂形成对立和统一的局面。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在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方面各具特色,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我国在行政法规层面对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作出了许多与国际接轨和创新的规定,但是在立法上还没有制定出类似国外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在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方面,我国完全能够与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并对存异部分展开交流讨论,以缩小差异和分歧。     

信息自由与网络监管的法理分析

以互联网为基础载体的网络信息传播,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知情权、监督权等的实现,但同时网络信息的匿名性、无序性、任意性的传播特点也为滥用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提供了最近场所,并因此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多元化权益损害问题日益突出。网民在充分享有网络信息自由的同时,履行维护网络秩序、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公共秩序安全的义务,是一个行为的两方面。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讲,网络信息自由与网络监管有度限制信息自由辩证统一,协调二者的平衡是信息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法律治理问题。     

论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

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就其立法模式而言,我国应当采取专门立法的模式,不宜制定一部大而全的“互联网管理法”,当前网络安全、网络侵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等领域问题相对突出,且法律规范存在缺失,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制定专门的法律。互联网立法中应处理好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资源高效利用,市场、技术与制度“三对关系”。互联网立法的重心在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且应注重发挥行业自治能力。     

网络销售平台提供商的信息披露义务

网络销售平台正逐步成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商品交换平台,提供网络销售平台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否向知识产权权利人及时披露足以识别涉嫌侵权行为人的信息这一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对这一问题,TRIPs以授权性规范作出了规定,允许缔约方立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信息提供义务,而对此问题最近部分发达国家签订的ACTA则以强制性规范作出规定。我国也有类似规定,但相关规定的法律位阶较低,建议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以后的修改完善中,就侵权者身份信息的披露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民事再审事由：问题与探索——对《民事诉讼法》有关再审事由规定的再思考

我国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再审事由之规定，存在事由概括不全、部分事由过于笼统、“空转现象”严重等问题。再审事由的确定，必须坚持补充性原则、明确性原则、重大明显原则、实体权益为重原则以及价值衡量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由进行完善。     

论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的司法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判决的评判和反思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合同法规则体系中具有基石性的地位,在实体法和司法审判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第二款的规定背离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造成了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困境。应当对该条司法解释的原意作出诠释,使其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尊重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赋予当事人诉权及选择权,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司法裁量权的关系。